“大兴地方戏曲诗赋弦”生发于永定河流经的大兴绿海田园最南端一隅--原宛平县朱家务村，它正是“诗赋弦”萌芽、创作、定型、成长、扩大并且是赖以生存的家园。

　　“诗赋弦”原是大兴区一个独一无二的地方剧种，她创始于公元1880年(清·光绪六年)，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历史。创始人是原北直隶顺天府宛平县张家务村的朱广达和朱家务村的贾万全。

　　大兴无山，而水众多。古老的永定河从境西由北向南流淌，不仅养育了大兴勤劳朴实的广大人民，而且还造就了众多钟灵毓秀的人物。其中痴迷戏曲的人--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的朱广达(1855--1912年)和出身于曲艺世家、精明强干的贾万全(1858--1935年)就是积极创始“诗赋弦”的两员干将。他们俩从青年时代起就踏着家乡的沃土，一边儿劳动一边儿学唱明清时期流行的时调小曲、弦索调、柳子戏、莲花落、花鼓戏等，后来，又开始学唱由凤阳花鼓戏演化、发展而来的“什不闲”等曲调。在此基础上，他们深钻苦研，总想创作出一种鲜明的戏曲来，一直到清朝末年才找到自己满意、观众认可的一种独有的戏曲诗赋弦。

　　关于为什么叫“诗赋弦”？据有关资料介绍，因为朱广达按“联”分“调”写剧本，贾万全按照曲牌的要求谱曲，演员们按“联”依“调”演唱。曲牌不一，唱词句数不等，每联都有一定的句数，每句都有一定的字数，且句数有长有短，韵脚不同，唱腔规范，优美动听等特点，加之一些文人墨客的参与并借助“十不闲”的谐音而改叫的“诗赋弦”，至今未易，且越叫越响。

　　据《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河北卷》、《中国曲艺志》、《北京百科全书》、《大兴县志》、《固安县志》、《固安文史选编》等书中记载，“诗赋弦”的前身称“十不闲”(或曰“十不贤”、“什不闲”)，而称“十不闲”者居多。所谓“十不闲”，是指“十样乐器一人奏”。作家张次溪在《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中称：“十不闲是用木架上的锣、鼓、镲、板等乐器伴奏。一人居中，连拉带打跟着唱，左手夹着两只鼓槌儿，敲打单皮和大鼓；右手时时拉丝绳儿，又敲小锣及小镲；其大镲之绳系于地、连于脚，用脚踏之使其震响；四肢配合--手忙脚乱；又说又唱--一人多能；滑稽幽默--声情并茂。所以称之为‘十不闲’也。”　

　　清·同治末年(公元1874年左右)，在朱、贾二人生活的地区及其周围，大部分村庄都有会唱“十不闲”的，而且有的村庄还成立了戏班子，用一头老黄牛拉着一辆敞篷的花轱辘大车，演员们(主要是“三小”，即“小生、小旦、小丑”)化上彩装，站在老牛车上，分别踩着锣鼓点儿边扭边唱，实行“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轮流制和反复制。特别是在逢年过节的时侯(主要是春节至正月十五以前)，他们赶着牛车走街串巷演出，观众们追着老牛车，前呼后拥地观看、喝彩，热闹非凡。

　　“十不闲”的来源齐说不一，有关资料上记述的亦不一致，很难肯定地说清楚。其主要说法是，它于明末清初时就在北京地区流行。说是由凤阳花鼓戏和莲花落等曲艺发展而成；还有传说是在明、清时调、河北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也有说是在大兴、宛平两县流行的民间小曲受到了“弦索调”和“柳子戏”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了“十不闲”的特色；戏曲作家佟晶心则说是由“莲花落”演变而成。他在《北平的百戏》中说：“十不闲系莲花落，又名‘京落子’，起源于乞丐讨要小钱时所唱得小曲儿。”他又说：“原始的莲花落是一种一学就会、比较简单的说唱形式。”清代出版的《稗类钞》一书上云：“乞丐截三寸竹为两，以绳贯其两端，指捩以作声，歌而和之，乃作乞怜及颂祷语；亦有演唱故事者，名曰莲花落。”

　　还有传说，在明末崇祯年间，安徽省凤阳县连年荒旱，尸骨遍地，民不聊生。有一家演唱花鼓戏的肖姓艺人，率领全家五口人，腰挎花鼓，肩背行李，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沿途卖唱，乞讨糊口，辗转来到北京，依靠卖艺，安身立命，传演数代。也曾被邀进皇宫演唱。其中有几句唱词非常受当地劳动人民的欢迎：

　　说凤阳，唱凤阳，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有了朱皇帝，人穷地荒不打粮。

　　树叶野菜都没有，怎么不会饿肚肠！

　　可见当时是多么的穷困潦倒，肖家苟延残喘地在贫穷线上挣扎，传演数代，至清·康熙年间方得温饱。传说有一次，康熙皇帝微服私访，在南城闹市巧观如花似玉的女艺人肖腊梅姑娘声情并茂地演唱，驻足听完一段后非常高兴，遂召进宫中，问其唱段名称，答曰“十不闲”，即刻命唱，欣而听看，看后命赏。之后，经常召其入宫演唱，百听不厌。到清朝中叶，“十不闲”广为流传，宫内宫外都喜其名，戏称“十不闲乃凤阳妇人歌也！”清·乾隆时代的诗人李声振(号鹤皋，河北保定人)于清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696--1706年)10年间创作了《百戏竹枝词》一书，其中有一首就是颂扬《十不闲》的：

　　铙鼓钲锣备特悬，凤阳新唱几烟鬟。

　　问渠若肯勤蚕织，何事夸人十不闲。

　　到嘉庆年间开始盛行，此时出版的《都门竹枝词》一书中不乏歌颂“十不闲”的诗句。其中有一首曰：

　　某日某街演某班，红黄条子满通欢。

　　太平锣鼓滩簧调，更有三堂十不闲。

　　清·同治年间达到高潮，又出现了很有影响的“十不闲”艺人赵星垣(艺名“抓髻赵”)，以他为首，又将“十不闲”发扬光大，自成一派，久演不衰。从皇宫遍布京南大兴、宛平两县。依下面这段唱词来分析，“十不闲”也是来源于凤阳。其唱词是：

　　十不闲来于凤阳，经天纬地走会播香。

　　原本是妇人学来妇人唱，不是西皮也不是二黄。

　　流落在北京城装男扮女，在台上在台下都着彩装。

　　古往今来，诸事演唱。

　　文忠武勇，歌颂贤良。

　　坏人坏事无情地讽刺，好人好事大力地宣扬。

　　入角色，样子当。

　　讲得是唇齿喉音吐真字，练就了悲欢离合软硬腔！

　　“十不闲”曾一度与莲花落合流并演，又称“十不闲莲花落。”还因为“十不闲”戏班是赶着花轱辘老牛车走街串巷演出，不受时间和舞台的限制，故在当时的大兴、宛平、固安、涿州、房山等县农村的广大观众中，都称它为“十不闲老牛车会”。他们演唱的内容，大都是民间传说、奇闻轶事、家庭琐事、惹气斗呕、打情骂俏、劝人学好、鬼神附会等等，由于演唱的内容都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而且一看一听就懂，很受大家的喜欢。其曲目有：《小上坟》、《摔镜架》、《张德押宝》、《杨二舍化缘》、《老妈进京》、《礼亭饯别》、《寡妇扇坟》、《四大卖》、《王二小赶船》、《赴善会》、《锯大缸》、《检棉花》、《小姑贤》等。那时，除有组织的演唱团体逢年过节地表演以外，平时喜欢唱“十不闲”的老百姓也经常凑在一起唱着玩儿，特别是春天秋后及冬仨月里，结帮搭伙，自娱自乐，如同现在说的“票友”。那时票友们分两大类：一类称为“清门儿”，正统而严肃。他们竟唱一些“正剧”，是健康向上的，如《礼亭饯别》等；另一类称为“荤门儿”，灰色而流气。他们很少唱正统而严肃的，总爱唱那些带有色情的剧目，拿女人开心，如《小寡妇扇坟》等。尽管如此，“十不闲”曾一度占领着农村的文化阵地，在文化娱乐不发达的时代算是最好的形式，是很受欢迎的。老百姓形容他们说：

　　唱十不闲的不害羞，站在车上满街溜。

　　南京唱完北京去，北京演够南京游。

　　乡村集镇都唱遍，黄河两岸度春秋。

　　老人孩子看不够，姑娘小伙偷着瞅。

　　取笑小寡妇，上坟扇干大坟头。

　　百姓盼望庄稼好，吃喝穿戴不发愁！

　　从艺术门类上分析，那时的“十不闲”算不上戏剧，乃是“走会”形式，归类于曲艺。“十不闲”流行至清·光绪中叶则逐渐走向衰落。进入中华民国以后，“十不闲”这种曲艺形式就逐渐地被新兴的一种戏曲--《诗赋弦》所代替，直至销声匿迹。作家张次溪在他的《人民首都的天桥》一书中说：“所谓‘十不闲’在民国十六年(公元1927年)以前，北京地区此项玩艺儿尚有几处，到民国二十年(公元1931年)之后，已乃不易见，只是天桥内偶尔有之。”至此，“十不闲”这一曲艺形式已经完成了她的使命。

　　公元1880年(清光绪六年)朱广达25岁的时侯，对“老牛车会”演出的《换妻》戏很感兴趣，认为很逗乐儿。其内容是说，有一对夫妻不生育，与另一对能生育的夫妻对换妻子育后，闹出了好多笑话。后来，他与贾万全观看了多次，也琢磨了多次，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心里不舒服。不久大悟，认为这样的内容虽然逗乐儿，但有违伦理，更不道德，长此下去，于教不利。

　　据传说，在此之前，朱广达曾到山西做过贩卖马匹的生意，不料被山西的奸商欺骗，血本无回，住在小客栈后，又因花光了身上的零钱，无力再支付房饭费而被店家哄出，带病乞讨回家。他从这两件事情上悟出了一出新戏，想狠狠地报复一下客栈老板，骂骂山西老西儿，不久便写出了《老西换》。剧中主要内容是说年轻的生意人冯元被坑骗买了一个比自己奶奶年岁还大的孀妇沈氏，鳏夫马囫囵也是被坑骗买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三姐，他们都是山西人，少夫老妻和老夫少妻都极不般配，少夫少妻都恶心对方，终日萎靡不振，愁眉不展。后在老妻沈氏的计谋下，老妻换少妻，使冯元、三姐如愿以偿，终成眷属。它从正面提倡了婚姻自主，反对包办买卖婚姻，有着现实和深远的教育意义，很受观众欢迎。从此，这出戏就成了朱广达的开山戏。

　　新中国成立前夕，西里河村诗赋弦剧团的老艺人发现，在大兴、宛平两县中有许多是从山西洪洞、大槐树迁徙来的移民后裔，也有不少人在这两县做买卖或者学徒、工作，有的人与当地结成了亲戚朋友。为搞好民族关系和亲友们的团结，经过一番讨论，遂将《老西换》改为《老少换》，并将剧中人的“老西儿”改为“老汉”，同时还去掉了谩骂、挖苦、侮辱山西“老西儿”的糟粕言词秽语，内容也由原来的坑绷拐骗、寻仇报复、抨击社会、玩世不恭等非主旋律的东西改为鞭挞嫌贫爱富、见钱眼开的庸俗之辈了，同时歌颂了男女青年争取婚姻自主的时代风尚，褒扬了见义勇为、成人之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好人好事，从而受到了各级政府、山西籍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好评。

　　在120多年前的一年中秋节时，滚圆雪亮的月色照在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朱家务村。就在那天晚上，一群痴迷戏曲的泥腿子聚会于朱家，他们喝着自制的米酒，吃着凑钱买来的月饼，一边赏月，一边唱着《老西换》，板胡与横笛等简单的乐器伴随着高声入云的唱词溢满天空。忽然，席间有人提议，说咱们这么唱这么玩儿，没个名字不太好，人家西里河村还有个“十不闲老牛车会”呢，咱们也起个名字吧！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最后定名为“朱家务村诗赋弦会戏”--这一年正是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中秋之夜，第一个诗赋弦剧团就这样诞生了。

　　之后，朱广达和贾万全都认为只演《老西换》不太解气，经过磋商，又编出了一出与《老西换》内容相差不多的《秃子换》，讲的是姐妹俩一俊一丑，俊妹嫁给一个满头秃疮的男人，丑姐嫁给一个俊俏书生。由于是包办买卖婚姻，只好逆来顺受。但俊妹和俊书生不甘心就此委屈一生，并在相互交往走动中产生了感情，终于有一次借裁衣做衣的机会了却了心愿，丑姐在无奈中转嫁给秃疮夫，俊妹和俊男也成就了美满姻缘。这是朱广达的第二出开山戏。

　　1900年8月2日，正当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西逃、义和团爱国将士惨遭杀戮、老百姓人心惶惶的时侯，朱家务村的夜晚依旧被“诗赋弦”的优美动听的唱腔点缀得非常妩媚，朱广达和贾万全稳坐钓鱼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唱诗赋弦！”他们根据实践，进一步将升华了“诗赋弦”的内涵，最多能唱到13联，而每句唱词最少5个字，如同诗词格律一般。在行当表演上则采取了主角和配角相互融合的形式，红花绿叶陪，绿叶放光辉。同时还根据剧情的发展和人物的需要，还有对唱、合唱与帮唱等形式，使美一出戏都丰富多彩，让观众流连忘返。她以她严肃、认真、规范、幽默、滑稽和教育性、规劝性、抨击性的姿态取宠于广大观众，勃勃生机，鲜亮明丽，光彩照人。

　　早在“诗赋弦”的草创和成立会戏阶段，他们没有想到搭台演唱，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座腔戏班”，谁请就应就去，唱上一天或一个晚上，不仅有饭吃有钱挣，而且还很舒心尽兴。后来发现，每到过年过节，尤其是过春节、度正月，就没人请没人叫了，经磋商，每年这时就在村中搭台唱戏，吸引着十里八村的人们来看戏，很是得意和风光。那时，舞台上的道具没有现在这么多样和成熟，戏台的背景挂有一块带色的幕布就行了，台口没有大幕，台内也没有二道幕、三道幕。背景幕布的左右是上、下场门(实称出将、入相)。演出时，台上没有桌子和椅子，需要桌子和椅子的时侯，由演员们做动作来表示。但时间一长就感到不好了，有的道具可以用动作表示，反之就不行。因为演员在台上比画，许多观众看不懂演员在干什么，故增添了一桌二椅、金印、签筒等实物。还有设宴戏、待客戏、聚赌戏、告状戏、成亲戏、上吊戏、杀人戏等都根据剧情丰富了道具。从而使观众一看就明白，乐在其中。

　　永定河与天堂河象两条长龙，将朱家务、张家务等村庄夹在中间。这两条河象两尊为民造福的神仙，可有时也会给人民带来灾难。有一年深秋，两条河同时决口，淹没了大片农田和房屋人畜，惨状目不忍睹。朱广达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走出村口，沿着村东北处的天堂河南堤畔漫步，在一棵被洪水冲歪的大柳树下见到了邻村的一位男友，言说妻子被大水冲走了，连个儿女都没有留下，坐在树下痛哭不止，欲想上吊随妻而去。可以想象，他与妻子多么恩爱，多么难舍难离，多么悲痛欲绝。朱广达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百般安慰，万般规劝，直至男友答应活下去、高兴地回家而止。

　　朱广达回到家中，想想男友中年丧妻的惨状，百感交集，万分悲痛，放眼天空，原来那灵光秀美的景色一扫而光。转而又开始酝酿一出新戏，他将民间妇孺皆知的一些夫妻恩爱、忠贞不渝的故事与男友的遭遇相结合，构思出一对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爱情故事，创作出一出新戏《当琴》，剧情是文奎家开着当铺，读诗书中一时困倦，便请妻子白素兰抚琴消愁解闷，不想弦断人亡。文奎在悲痛中将五弦琴放入妻棺，以慰爱妻亡灵。白氏猝死，原来是阴曹判官早已爱上白素兰之故，便设法索命强娶。白氏知其用心，痛不欲生，一边与助纣为虐的判官周旋，一边设法逃回阳间，用“当琴寻夫”的办法诉说不幸，后又用“赎琴引夫”入阴共谋，智斗判官，双双返回阳间。歌颂了夫妻恩爱、抨击邪恶、历经磨难、最终得以夫妻团圆的故事。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朱家务村的“诗赋弦会戏”演唱到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周围十里八村的戏曲爱好者都纷纷争相学唱“诗赋弦”，同时还有不少人亲自登门拜访朱、贾二人，尊为师傅，诚请到村中教戏。其中，西里河村以李成林为首的戏迷就是首次登门拜师的，也是朱、贾二人喜收第一个大徒弟，并协助成立了“西里河村诗赋弦会戏”，当年就教授了《老西换》和《秃子换》两出戏。之后没几年的功夫，朱广达又编写了以歌颂善良、抨击邪恶为主要内容的《访良乡》和以歌颂忠贞不渝、痛斥势力小人为主要内容的《龙凤配》。

　　当年“诗赋弦”大有燎原之势。到1930年(民国十九年)，宛平县的东部和大兴县的西部数十个村庄几乎村村都有人会唱“诗赋弦”戏词，同时有十二个村庄先后成立了“诗赋弦”剧团。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也使朱广达创作的《老西换》、《秃子换》、《当琴》、《访良乡》和《龙凤配》这5出戏风行一时，传播四方，人们的口头禅是：“听诗赋弦去！”

　　无庸讳言，《老》、《秃》、《当》、《访》、《龙》5出戏具有相当的生活情趣，也就是说有相当的人民性。实践证明，一出好戏的出台，往往不是因为你的题材多么的高、大、全，表现的是什么重大事件，而那些在普普通通的小人物身上反映出来的一些闪光的东西和耐人寻味的生活故事，也会倍受观众青睐的。最繁荣昌盛时期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岁月中，到1955年，流传面积已遍布原河北省的北部和北京市的南部，正式成立“诗赋弦”剧团的有宛平、大兴、固安、涿州、房山等5县20多个村庄，一度成为这一地区的主要剧种之一。说“诗赋弦”唱“诗赋弦”听“诗赋弦”已成为时尚，尤其是每年的春节、正月，戏台前观众人山人海，有的剧团白天两场还加夜场，一天三开箱。

　　然而，自1958年以后，不少身担演员的青年农民都纷纷外出找工作，致使演职人员严重流失，加之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不断变化，故使其剧种逐渐衰落下去，而顽强坚持活动的只有“三西一天”，即：西胡林、西白疃、西里河、天宫院四个村庄的诗赋弦业余剧团。后又因种种原因被迫停演，直至改革开发以后才得以新生。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号称“三西一天”诗赋弦剧团的村庄(天宫院村于1965年改唱评剧)，在“希望有外援但不依赖外援”的精神原则下，千方百计地自筹资金坚持活动，如火如荼，久演不衰。其中西胡林诗赋弦剧团曾多次被邀到北京厂甸、莲花池等处演出，均受到好评。

　　“诗赋弦”演员化彩装，走台步；化淡装，走时步；无假音，用大嗓；男女自然分腔。文武场是以板胡、横笛和四弦琴为主并伴有檀板、锣鼓等打击乐器相随的诗文体戏曲。其曲牌有“太平年”“结断桥”“大四景”“逗春风”“叹实声”“虞美人”“柳青杨”等30多个，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美誉，且每个曲牌情调各异，可按照剧中人物的不同心情和处境选用，支曲反复，均有过门，角色行当由创始初期的三小(小生、小旦、小丑)发展到囊括生、旦、净、丑，文戏、武戏均能上演，且唱腔优美，悦耳动听；诗情画意，字正腔圆；舞姿柔媚，别具一格。新中国成立之后，在上演传统戏的同时，还增演了新编历史戏《打狗劝夫》《女起解》《孔雀东南飞》和现代戏《小女婿》《刘巧儿》《江姐》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诗赋弦”经历了由无到有、由小到大、由盛到衰的沧桑变化过程，曾发生过许许多多有趣故事，就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和喜爱。

　　朱广达一生创作了60多出诗赋弦戏，在“诗赋弦”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由于这一剧种的诞生，很快就在广袤的大地上出现了一种相互应和的升华，她的茁壮成长令人欣慰，浓浓的馨香扑面而来，东边嫣红，西边姹紫，不知不觉中，严寒的冬天一下子就变成了温暖热闹的春天。可以断言，朱、贾二人在“诗赋弦”的创始、磨练、传播、丰富、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亦不应该忘记他们在增加中国戏曲种类方面的丰功伟绩。

　　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兴的诗赋弦曾多次到北京天桥、天津劝业场、河北廊坊等地演出过。清朝时，西里河诗赋弦还到北京皇宫演出过，“慈禧老佛爷”可爱看这个戏了。改革开放以后，由于区委、区政府、镇政府的重视，由笔者创作的电视电影《情锁》经中央电视台多次播放及有关报、刊对该戏的报道宣传，不但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诗赋弦，而且还引起了中国文化界、戏曲界、音乐界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曾委派特别调研组走访挖掘、收集整理该剧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西里河诗赋弦剧团曾被邀请到中央音乐学院演出《老少换》、《龙凤配》、《女起解》等折子戏，受到了专家、学者、师生们的高度赞赏。

　　总而言之，在不断流逝的岁月中，尽管有些村庄对诗赋弦仍然情有独钟，千方百计地坚持学习、演唱、宣传，但始终也未腾飞起来。“文革”开始后，曾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遭到批判，不少服装、道具被付之一炬，甚至于放服装、道具的大箱子也未能幸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改革的春风吹到了大兴，富民政策深入人心，促使经济不断腾飞，加之政府及有关部门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和支持，才使这个剧种如遇甘霖，死而复生，相继有不少村庄又唱起了诗赋弦。其中西里河村、西白疃村的诗赋弦剧团恢复最早。2000年西胡林村也恢复了诗赋弦剧团，搞得红红火火。总之，这个剧种是人们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台地方戏种。由于各方面的努力，大兴区这个独有的地方戏曲，已于2006年被列为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发展名录。

　　目前，“三西村”诗赋弦剧团仍然坚持在重大节日和春节期间活动，积极地为政治、经济、物质、精神文明服务。青睐她的更是大有人在，还深怕她灭绝，期盼着相关部门给予关注和支持，使其继续发展壮大，愿这朵奇葩在大兴区肥沃的土地上长开不谢。

　　注：我著有《戏曲奇葩诗赋弦》一书，2009年由中国国际新闻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