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有记者以“讲台”为题写我，反引发了我对伴我几近一生的讲台的追思。

　　1949年2月，我和两名高中同学，从辅仁附中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南下。转年北上辽阳，待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这时，我在军火箭炮营当了一名文化教员。时年不足20的我，从此与讲台结下了不解之缘。部队急需战士迅速掌握最基本的计算技能，而战士大多是文盲半文盲水平，着实让人担惊！好在教员们苦思土教法，战士们智控喀秋莎，没有贻误战机。入朝之后，炮营将士直奔疆场，文化教员留在军政治部敌工科工作队。可我还是思念我们的战士，我的第一讲台，军营讲台！

　　1952年初，我退伍回京。已经投考高校，却被街道民政科拦下，参加了工人阶级的扫盲运动，登上了属于成教的第二个讲台，工农讲台。

　　难忘开课第一天，一位老同志望着毛主席画像，面红耳赤，热泪盈眶。他说，他本是一个放牛娃，参军入党，作战负伤，到地方当了书记。党又把我送进了学堂学文化。我不把文化学好，不能用知识去报效国家，咋对得起党和毛主席啊！

　　工农讲台第一课，我先做了学生。

　　从扫盲到读写，从初中到高中，为适应需求，我在职进修了中等师范，读了北京电大中文系。

　　1966年正当要用社会赋予的高校知识，再回报社会的时候，文革突起，课业骤停。直到1972年我才重返讲台，只不过从成教系统转到了普教系统。我到了北京十四中学，登上了我的第三个讲台－－普教讲台。

　　初进普通中学，我主动执教乱班。渴望求学的是多数，可几位闹将也足以让课程难以顺利进行。老教师叮嘱，道德缺失，社会有责。对学生要爱字当头，视为己出。要尽最大努力，让他们不入歧途，不废学业，不误青春。老教师的谆谆教诲，促我凭着良知呵护着我的每一个学生。

　　文革结束，教育迎来了春天。

　　1983年，北京市发出了对口支援老少边穷地区教育的号召，我们7名教师西上黄土高原，来到宁夏同心县。我被分在同心中学。在此，我走上了第四个讲台－－山乡讲台。求学似渴的山乡儿女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还记得：一位学生一篇作文改写了9遍，换得佳作－－《春来早》；一位家境极度贫困，辍学前夕，写下了心有不甘的砥砺留言－－《为了家乡，我要读书》；一次晚自习，学校突然停电，起初我还担心学生秩序混乱，却见数十支蜡烛先后点燃，五六间教室烛光一片，秩序井然，蔚为壮观……这些感人的经历令我记忆犹新。呕心沥血山乡路，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支教前沿的山乡讲台上，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两年前，我重逢一名现任西北固原市市长的当年学子，那地方是联合国都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可他却慨然承诺提前两年脱贫。

　　我肃然起敬，并以站过山乡讲台而自豪！

　　1986年，支教圆满结束，我返校任课。

　　1990年我遇到了人生节点－－该离休了。然而，万没想到，未享清闲，我被返聘，且超期服役了17年。

　　超期服役的前5个年头，我依然坚守讲台，拼搏在高考一线。山乡的教育资源帮了我大忙。5年高考，两出佳绩。

　　1996年，我奉命跨界电教，筹建校园电视台，并借此平台，和师生一道，创作了《前进，新北京的十四中人》（后作校歌）《宣南娃娃》等多支校园歌曲，以及众多校园曲艺和校园戏剧。话剧《晚清遗韵》反映了张之洞创办新学的壮举。音乐剧《烽火燕冀园》再现了师生参与“12·9”运动的光荣事迹。师生走出校园，考察宣南遗迹，研习宣南历史，传承悠久的宣南文化，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自我开发文化活动，编制本校的校本课程。从宣南看中华，深感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称我的第五讲台为文化讲台，当不为过。

　　2007年我离开了学校，可离不开讲台，特别是文化讲台。快板《少儿探访北京中轴线》，组诗《南区美》，展窗大图“中国运河”、“一带一路”，便是我奉献给社区的文化作品。2016年学校110周年，年近86岁的我又被召回，参与重建校史展，创编校庆文艺节目。

　　五个讲台，相互区别；唯立德树人，宗旨皆同。知识就是力量，而精神更是。感恩时代，赐我讲台，并伴我如此长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