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科技园区经过40年的发展，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闻名遐迩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被称为“中国硅谷”，位居全国高新区之首。人们没有忘记，中关村科技园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更没有忘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奠基人--陈春先。

　　陈春先，四川人，1934年8月出生于成都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51年考入四川大学，195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3年赴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矿业学院学习，1956年转入乌拉尔大学，1957年转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师从著名物理学家博格留波夫，在超导理论、多体问题等领域做出成绩。195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同年回国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时年年底参加高分子半导体攻关项目，继而组织高分子研究室。1965年参加筹备技术物理中心，1966年，物理研究所恢复等离子体物理核聚变研究。60年代末，苏联的托卡马克型装置取得突破性进展，陈春先抓住这一时机，着手筹备建造一台工程模拟装置。从1972年到1974年，他领导的课题组用两年的时间建成了我国第一台托卡马克装置CT－6，在1978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上被评为一等奖。在中科院工作的20多年时间里，陈春先成绩斐然，他不仅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托卡马克装置，而且还建立了中科院核聚变基地，与陈景润等科学家一起成为“文革”后国内第一批破格晋升的研究员。

　　艺高人胆大

　　1978年、1980年陈春先两次访问美国，主要考察核聚变技术相关问题，在访问多处核聚变实验室时，意外的发现这些实验室技术含量很高的设备是美国技术扩散区一些小公司生产的。陈春先深受启发，于是要求访问技术扩散区，他被获准参观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扩散区和位于旧金山南60-70公里处的硅谷。他了解到技术扩散公司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教授、工程师、大学生，他们有技术，负责产品设计、研发、制造、销售。另一部分人是风险投资家、企业家、金融界人士，他们有钱，负责提供公司创业时的资金需求。硅谷成功的科技与产业结合模式与国内科技与产业严重脱节的现象，极大地触动了陈春先。他联想到中关村地区的许多科研成果和新技术革新项目长期在实验室、仓库、档案里沉睡，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硅谷那样实现技术扩散呢？他回国后，在物理所多次介绍美国硅谷和波士顿128号公路“技术扩散”模式，并提出在中关村搞试验，移植美国硅谷经验的设想。这时他所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因国家有困难暂时停建，他决心率先走出这一步，采取新的形式，搞技术扩散。他找到物理所工程师、北京等离子体协会核聚变工程分会秘书长纪世瀛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海淀区太适合搞技术扩散试验了，搞得好能很快形成技术密集企业特区，并急切的表示，“你想过没有？我可忍不住了”。

　　他走出第一步

　　陈春先与纪世瀛一拍即合，他们想创办企业，但没有钱，无法通过工商注册这一关，想来想去，想到陈春先是等离子体学会的副理事长，可以通过学会这一渠道寻求解决办法。陈春先向市科协科技咨询部负责人赵绮秋谈了自己的想法。赵绮秋当过记者，熟悉企业，是个很开明、很热心的女同志。她认为陈春先的想法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符合科技面向经济主战场的精神，当即表示支持。并建议他为避开办企业的复杂手续和注册资金的困扰，可以用等离子体学会的名义给市科协打个报告办一个服务部。经请示，市科协党组书记田夫大力支持，并表示：你们打报告，我来批。纪世瀛起草了申请成立服务部的报告，市科协批示同意，并借给服务部一张500元支票在工商行东升分理处建立了独立账号。1980年10月23日，根据陈春先的建议，组织召开了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常务理事会，会上陈春先介绍了美国硅谷经验和移植这一经验的想法，同时宣布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春先是这个服务部的主要领导。同时建立了服务部管理小组。服务部率先提出“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投资，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民办科技企业原则，内部分工、管理按着公司模式运作。

　　1981年，陈春先第三次访问美国，他从美国带回不少芯片，服务部利用这些芯片制造核聚变试验所需要的电源开关，并成为服务部的主打产品。服务部先后协助海淀区劳动服务公司知青社建立了4个集体企业，负责其技术指导和产品开发。服务部承接了海淀锅炉厂技术设计改造工程，运用新技术，使该厂生产的锅炉降低煤耗，增加热量，提高了产品的技术附加值。服务部和海淀区培训中心合作，培养为扩散新技术和科研成果所急需的人才。相继举办了电子技术、科学仪器设备、电子计算机应用、工业与民用建筑等培训班，共培训学员210人，还开展新技术系列讲座，请国内外知名教授讲课。陈春先还引进了美国的《科技导报》，宣传美国和世界上的先进技术。服务部有了一点积蓄之后，在中科院生活区盖起两座30多平米的木板房，作为办公室和活动场所。至此，陈春先、纪世瀛、崔文栋等几位科技人员不仅创办了第一家民营科技机构，而且摸索出一套民办科技企业原则和新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