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退休干部，在昌平区政府部门和昌平区的工业系统工作几十年，今年77岁了。现在是子孙满堂，儿女孝顺，享受着幸福的晚年。我常想，我这一辈子是酸甜苦辣，儿时是旧社会，多的是苦难。1951年我参加了工作，不管是做经济工作还是在政府工作也是历经千辛。我们的后代人太幸福了，太幸运了。我常跟他们说：要好好工作，好好生活，要知道珍惜今天。

　　我认为珍惜是一种美德，珍惜是一种传统，珍惜是一种动力，珍惜包含着对历史、对过去的回忆。我经常回忆过去，这回忆，使我更加倍地热爱今天党所给我的一切。

　　我的少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在我们家乡一带还不十分巩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地主武装、还乡团常常进犯、侵扰，形成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拉锯战”。敌人一过来，村里的党组织、民兵、老百姓就要躲进山里。当时人们称这叫“跑情况”。

　　我的家是兴寿镇兴寿村。父亲是村里出名的老实人。母亲勤劳能干，家庭生活精打细算，照顾爷爷奶奶，操持家务，还要帮助父亲种好地里的庄稼。我们兄弟姐妹一共六个，后来两个小妹在那动荡的年代相继离开人世。我最小的妹妹叫“够头”，才两岁，聪明，秀气，喜欢唱歌。在“跑情况”的日子里着了凉，生了病，其实可能就是现在的“肺炎”之类的病。可是当时农村的条件差，也没有钱去大地方治疗，家里又忙于秋收，没能好好地照顾她，致使发高烧，眼睛都失明了。在昏迷中她还唱着一出戏里边的唱词：

　　“王秀兰，好难过……”

　　小妹象我的母亲一样好干净，临死前也不肯在屋子里大小便。小妹死的时候，家里什么都没有，打算用一领席子埋了，我哭着闹着不同意。因为我不忍心让妹妹裹着一领席子埋在荒凉、凄冷的野地里，因为这是我疼着、爱着的妹妹，是一个曾经鲜活可爱的生命。最后家里用唯一的一顶破旧的箱子装殓了她。

　　我在动荡的年代读小学，学校的师生上着课，枪声一响，就要跑到山里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也许是一个山沟，也许是一片庄稼地，也许是一棵大树下，支上一块小黑板，继续上课。在那个年代，我们的学习得不到保障，再加上家里的农活，经常是上上停停，甚至一年、半年的辍学。我读完小学二年级的课程，却用了5年的时间。

　　我的叔叔叫王维枢，是当地共产党的干部，但是没有什么文化。他常常带着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常常在某一个地方集中起来，叔叔让我帮助读文件、读“战报”，我常有的字不认识，但主要的意思还能读清楚。这些从上边传达下来的精神，从全国各地来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这里最基层的党员干部和民兵战士。一次，叔叔他们在村北大庙召集全村的民众进行土改动员，大会进行不到一半儿，负责瞭望、警戒的民兵战士报告：一大股敌人从村的东、南两个方向包抄过来。叔叔他们紧急组织民兵队伍向山里的下庄县政府所在地撤退。由于太匆忙，叔叔连一件厚一点儿的衣服都没带。第二天早晨母亲让我把叔叔的衣服送去，我走了20多里山路才找到他们。当时，因为我是孩子，不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常常给他们送信，帮他们联络……我能为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过一点点贡献感到非常自豪！我经历过：生龙活虎的民兵战士从我身边上去打仗，一会儿的功夫就传来某某战死在战场的消息；我经历过：敌人的飞机对老百姓和村庄的轰炸；我看见过：敌人的炮弹在逃亡的老百姓身边炸起冲天的烟柱……

　　这些我常常回忆起，越是步入老年，越是常常回忆起这苦难的岁月，我也就更热爱我们美好的今天。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刚刚结束，百废待兴，中国面临一个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我有幸参与了北京当时一批重点工程的建设。为了保证“苏联展览馆（现在的北京展览馆）”、“华北电子管厂”等一些列重点工程的建设，北京市委从昌平、顺义、平谷等区县抽调40多名干部，组织1000多名挖沙工人和上百辆运沙马车，组建了昌平区立水桥砂石场，保证这一批重点工程的建筑用沙。当时，我们的工资是每个月100斤小米。会计是我和一个叫张继龙的同志两人。我们从东四银行提款，把款运到立水桥办公室，路程30多里。我们提款的数额每次都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现金，用两个极普通的布袋子驮在自行车的后衣架上。这30多里地，有一部分是城里，从安定门外小关到立水桥20里，要经过大片庄稼地，大片的荒地、坟地和树林。为了国家资金的安全，昌平公安局与北京市公安局联系，最后指派北苑派出所，由北苑派出所安排便衣，对我们进行分段保护。我们取款要定人、定时、定路线，要严格遵守。即使这样，有时我们心里也非常害怕，一遇见觉得有一点儿可疑的情况，就互相跟紧拼命地快跑一段。我们心里想的是：只要人在，给工人开支的款就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损失！在几年的时间里，我和张继龙每月四、五次提款，从没出现过一点差错。那些暗中保护我们的公安战士，虽然从来没见过面，但我们从心底里感谢他们。

　　因为工程用沙量非常巨大，我们分发沙料也要按一定的指标，比如其中的特级沙、生产难度大，数量要严格控制。什么是特级沙？简单说，把一把沙子扔进一盆清水里，水还是非常清亮的。有时工程方的人员也“贿赂”我们，给我们送几张戏票，几张洗澡票，想多要沙料，多要特级沙料。我就把“贿赂”的戏票、洗澡票分给同事们。沙料的分配还是按原定的指标。那年我18岁，为这他们给我取外号，叫我“小官僚”。后来，我们的办公地点搬到了安外三道桥26号。在那里一干又是几年。我们的办公室里常常有十万、八万的现金和支票，也没有保险柜，只是锁在柜子里。办公室白天、夜晚不能离开我们的人员。所以我几个月甚至一年才能回家一次。

　　前几年，我的孩子带着我和我的爱人去北京动物园，途中我又看到了50年代动工建设的“北京展览馆”。她的四周都是高大的现代建筑，但她在这茫茫的现代建筑群落中仍不失特有的秀美、壮观与雄伟。我想，我曾为这一批重点工程的建设出过力，我的内心里充满了一种自豪感，成就感。

　　现在，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经济越来越繁荣，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安稳。我们国家被侵略的历史、战乱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的子女、我的第三代都从事着政府或经济部门的工作。我总是嘱咐他们：要珍惜你们的工作，要坚持原则，做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负责，为人民负责的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