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77岁。40年前我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北小营公社党委书记七年。妻子在村里当生产队长，我们都很忙，家里的一切都要父母帮忙。1972年“国庆节”前一天，我正在不分昼夜地狠抓全公社三秋种麦。因为当时区党委规定，凡是在十月一日前完成种麦任务的就可以到区委报喜。我们公社在全区进度是最快的，报喜大有希望。就在我满怀激情准备报喜时，妻子从四十里外的老家打来电话，她怕我着急，就只说家里有事，让我赶快回家。等回家后才知道，是我母亲患了脑溢血，病情十分严重。因为妻子没有说真话，我是公社书记，必须带头斗私批修，也就是说公家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事再大也是小事，所以我就继续一边恳求驻地解放军安排汽车和组织秧歌队，一边赶写发言稿，准备在国庆节那天报喜。

十月一日晚上，驻军派两辆汽车拉上秧歌队和我一起到区政府向党委报喜；我刚读完喜报，又接到家里电话催我赶快回家。报喜结束已经天黑。我马上骑上自行车摸黑走了四十多里路，到家已经过半夜了，一看我妈妈躺在炕上，已经人事不省，病情十分严重。

我马上找到兴寿公社卫生院王院长想办法。他说，十三陵公社卫生院有治脑溢血的好药，我又骑自行车到十三陵公社卫生院，来回走80多里山路买来好药给我妈吃下。妈妈病情稍稍稳定，看看家里日子太艰难了：妻子当妇女队长，日夜为生产队操劳。几个不懂事的孩子都要母亲管，母亲一病，全家就乱套了。不但粮食不够吃，做饭烧的柴火也十分短缺。于是，我又先陪着十岁的女儿到秦城农场排队买粉渣，等买到粉渣让女儿用独轮车推回家之后，我又上山用镰刀割青戈针，打成捆捎回家晾晒。当时是早上割，中午晒，晚上点着烧饭菜。“国庆节”在家“休假”，一连好几天，日夜连轴转着干，身子没有洗一次澡，衣服没洗又没换，看着妈妈病好转，我割的戈针堆成山；看着全家老少堆笑脸，我才放心回到公社再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