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是北京通县的贫下中农，父亲13岁进城里饭馆学徒打零工，解放后当了供电局的工人，母亲也成了职工家属。他们直到八十岁去世，经过了解放前的困苦，解放初年的物质贫乏到改革开放的年代，养育了我们八个子女，四代三十多口人的幸福大家庭。

　　我们整理二老的遗物时，印象最深的有三件。

　　一是箱底油纸包里有一张盖着大红印章的黄草纸，是1950年老家分土地的地契。父亲祖辈没土地，爷爷给地主扛活当长工四十几岁就累死了，奶奶给资本家和有钱人当佣人奶妈，饿死了最小的儿子都不许回家看一眼，不久自己也病饿而死。我父亲和一个哥哥都是十来岁给地主干活，熬到13岁到城里学徒同样受罪。直到解放才回家分到了田地。那地契是穷人翻身解放的护身符啊！父母虽然已经离开土地进了城，却珍藏留下了一辈子感恩共产党毛主席的心！

　　第二件遗物是一叠旧信纸，只上过三年冬学的父亲一笔一划写了几千字的家史。六十年代初，我两个哥哥被保送上北大附中和大学时，父亲用工整俊秀的字迹给我们子女写了几千字的家书即家史。当时我上中学，也看到了这封家书。正逢当年的忆苦思甜教育，从中知道了旧社会的劳动人民是被三座大山压在最底层。我们要翻身不忘本，世代跟着党和毛主席干革命。

　　这封家书被大哥当作父亲的遗书，留存了50多年，到他退休后用电脑原文录入到我们大家庭的家史纪念册的首篇。我又一次听父亲讲旧社会的苦难。他学徒几年没工钱，连剩汤饭都不保，天不亮就得起来生火，半夜裹着破棉絮睡过堂的稻草和麻袋上。熬到该出徒时，一大锅热汤翻倾在身上，烫伤了不能动，被掌柜踢出门，几年的学徒白搭了。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和日伪时期三天两头失业，让日本特务和警察强迫拉车不给钱还打人的屈辱……

　　父亲在供电局当了几十年的食堂大师傅，他天不亮就去上班，最晚下班，勤勤恳恳没歇一天病假，到退休了快70岁了，领导一发话，就去北戴河给单位职工休养院做大餐。他用无声的身教感染了我们八个子女，都成了共产党员和工作岗位的骨干。

　　第三件遗物是母亲留下的，让我二嫂帮她写的一份入党申请书。母亲也是出身雇农家庭，没上过学，随父亲进城后没正式工作，在养育儿女的同时，她很快就因憨厚、勤快、热心为街坊四邻做事被推选干街道工作。从我上小学起，就知道她是人们都认识的高大妈，是供电局几千户家属宿舍的家委会主任。虽然不挣一分钱，她一干几十年。不知是不是大跃进年代，她风风火火带着工人家属们要了单位的卡车去拉砂石，一身灰土不顾家，办起了街道托儿所，小食堂，为家属宿舍争建澡堂。她是地区多年的治保先进分子，还被推选过地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可能是那时，母亲萌生了要申请入党的想法，跟我讲过帮她写申请书，我没有当真。后来是二嫂帮母亲写了，虽然没有实现入党愿望，她却把那份申请书底稿仔细留下了。家委会没工资，也没办公室，我家多年都备有长凳、折叠凳，居委会开会就在我家。我们兄妹多，邻近大小孩子都爱到我家找伴玩，大人们都不拦，说去高大妈家玩儿能学好，她家孩子个个学习好，有出息。确实，除了文革和上山下乡耽误了一段，我们兄妹都考取了大学或者自学了大专学历，五个人都有高级职称。

　　母亲直到六七十岁过了退休年龄，才按兼任的托儿所工作领取了300元的退休金。那以后街道工作也有了正式岗位工资。

　　我的父母以最平实善良的品德给我们留下了无形而宝贵的精神财富--那是对党和国家的赤诚热爱，也是源净流清的家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