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道的骄阳，曝晒着湿润的大地。雨后初晴的山区，一片葱绿，生机勃勃。赞比亚姆库西这片原始森林，早被修建坦赞铁路的援外战士（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统称）们，修建成坐北朝南、一进五出的中国式大院。虽然没有青砖灰瓦、朱红大门，却有着老北京四合院的气派。树干做房梁、立柱，油毛毡、竹席、瓦楞铁做屋顶，墙壁、桌椅、木床无一不是自行搭盖。

　　1972年，我做为医务人员，被分配到非洲参加铁路修建工作。先在坦桑尼亚依朗基医院，后随工程进展铺轨入赞比亚的境内，在姆库西第三机械筑路队卫生所。

　　卫生所门诊业务量不大，三十张病床最多有三、五名住院患者，且病情轻微。初到异国他乡，气候炎热、水土不服，头疼脑热、小伤小口均可住院休养。驻地的坦赞两国工人拉菲克（朋友的意思）及其家属亦可就医。

　　在这样清闲的工作环境中，时间就显得格外充裕。每天只需打理个人卫生，没有买菜做饭等家务拖累，这对我们这些玛拉姆克（妇女的意思）们来说，真是轻松极了。

　　卫生所包括我在内最初只有两名同志，后来才陆续又调来三名。外事纪律规定，同性二人行制。业余时间，除了打乒乓、下跳棋、散步外，还侍弄菜地，给花儿浇水，再就是靠织毛活等排解乡愁。

　　在文化生活方面，报纸、家信每月由信使带到大使馆再分送各驻地。报纸是上个月的“晚报”和迟到的消息。家信是最受欢迎的期盼，虽不是“烽火连三月”，远隔万里之遥足可称得起“家书抵万金”了。唯一的文化节目，就是放映队来放映电影，《英雄儿女》、《地道战》、《地雷战》反复放映，台词我们都记住了。说了上句，下句就能接上。尽管如此。大家仍冒着空袭（蚊虫叮咬）、步兵进犯（白蚂蚁），饶有兴趣地百看不厌。

　　一天，大队部召开大会，政委讲话：“党和政府、祖国和人民都非常关心坦赞铁路建设。前年铁道部派了中国铁路文工团到坦赞铁路各个驻地进行慰问演出。这次又派来两个工作组，目的是为我们的援外工程留下影像及文字资料？？”并向大家介绍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坦赞铁路建设中》的记者王瑜本、卢长利同志，文学创作组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副主编葛洛和资深编辑杨匡满同志，政委号召大家积极配合。

　　大会散后，政工组立即行动，把写过稿件的同志一一找来，再三动员，又特别强调了老中青妇四结合方针，希望电话所和卫生所的玛拉姆克们拿起笔来。

　　起初，我真没想过写散文，我这点文化水平写个表扬好人好事还凑合，诗谈不上，充其量也就算个顺口溜。但是大会、小会过后，卫生所又召开动员会，会上指名要我写，看到支部书记和同志们投来信任的目光，一种跃跃欲试的想法涌上心头。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于是我当众表态：“在大家的支持下，我努力完成政治任务。”

　　好么！硬着头皮接了任务，但说时容易做时难。写什么？怎么写？思来想去没有谱儿。天热心急，唇角都起了水泡。

　　适逢旱季，无云无风，树叶纹丝不动。正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彰显着酷暑的威力。我在水泥地面上泼洒了几桶清水，也起不到降温的作用。我左手挥扇，右手写字，钻在蚊帐里，冥思苦想。此时真体会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呀。尽管搜尽枯肠，仍是词穷句短，修来改去已是四易其稿。我这个足不出户的“坐家”，感觉依然是进步没多少，痱子出好多。自己虽不满意也无可奈何交上去。

　　文稿返回来时，只作了总体结构如何调整、情节如何展开、强化和提高等几条原则上加以批注，而没有具体的修改。如果文稿批上“不用”二字，我反而释怀。如今是骑虎难下，还得继续笔耕。手头连本字典都没有，遇到不会写的字，我就不耻下问。风景不会描写，成语不会用就向老师请教？

　　当我把第五稿交去返回时，上面批注着四个大字－－“此稿可定”。这四个字卸下了我的千斤重担，精神为之一振，仿佛酷暑天吃冰棍儿，真是畅快极了。

　　1976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我这篇处女作－－一万多字的散文《米诺的歌声》和一首长诗《给咱们路堤穿新装》，结集出版在《来自坦赞铁路的报告》和《友谊的彩虹》中。

　　通过这次习作，我懂得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认真”和“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的道理。从此我对文学创作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感谢生活给了我丰富的阅历，感谢时光老人赋予我的分分秒秒，永远珍惜、感谢非洲之行，是我平生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