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生活在龙泉镇西店街，日寇占领时期，十二岁就下小煤窑背煤，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尤其是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整天下窑背煤，挣不够自己吃。这一年，我哥哥到解放区参加了八路军。我父亲病饿而死，我三叔冻饿死在圈门里龙凤坡街头，我的一个妹妹，一个堂妹卖到了口外张北一带，我和母亲只能用做饲料的豆饼、麻饼勉强度日，连枕头里装的谷皮子都吃了。有时饿的实在忍受不了，就到山上去摘青酸枣吃，大便时尽是酸枣核。母亲怕我饿死，从好心的邻居家借来一碗小米，每天熬点小米粥给我喝，我才勉强活了下来。这一年，门城地区有不少人家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1944年，日寇垂死挣扎，搞什么“第五次强化治安”“建立大东亚新秩序”，派特务到西店、梁桥一带活动，疯狂抓人。我特工人员也同日寇展开了针锋相对地斗争。他们头戴礼帽，身穿长袍，腰里插着手枪或手榴弹，经常活动在天桥浮、梁桥和西店街一带。一天，我听说有一位特工人员在梁桥大院休息，就约我的小伴金必达一同去找他，托他打听我哥哥周希贤的下落。他给我讲了解放区的儿童生活如何幸福，读书不花钱等。自那次见面以后，我经常在街上见到他。一次，我在修鞋匠修鞋用的猪皮上看到很多猪毛，无意识的说了一句“猪毛”！他说：“猪毛可不能随便说哟，朱是朱德，毛是毛泽东，他们是共产党八路军的领袖，让鬼子听见可不得了。”一次他正在厕所里，突然从西边下来一队鬼子，我就给他送信，叫他别出来，等鬼子都过去了我才叫他出来。后来他问我在哪里住，我说：“在安家(安德利家，解放后的划为富农兼资本家)住，”后来他为便于掩护，经常到安家去打麻将玩，有时还住在那。一天晚上，他们几个人打麻将，桌上放着手枪和手榴弹，我去看着玩，他还教我唱解放区的歌“什么花开花朝太阳，什么人拥护共产党，黄金塔开花朝太阳，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共产党怎么样，共产党怎么样，他为人民求解放，老百姓拥护共产党”后来听说他姓安，叫安增祥。

　　一天夜里我和妈妈睡得正香，突然被一阵鸡鸣狗叫声惊醒，接着是几声枪响，我们娘儿俩赶紧起床，发现老安他们几个人也住在这里，急忙把他们叫醒，指引他们跳后墙走了。天亮后得知和我们相隔不远的刘家，被鬼子汉奸抄了家，抓走了刘家的主人刘老泰和马金龙、孙二喜臭小几个人，说他们勾结八路军，直到全国解放这些人也无音信。

　　1944年我哥哥有了确切的消息，1945年春，他把我们娘俩接到了解放区----杜家庄村，我开始过上了新生活。土改后我们分了房子分了地，1948年2月我和妈妈都光荣的入了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