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春，男，1918年10月30日出生在河北任丘县（现任丘市）城西白塔村。1943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张家口市立三小教员、七小教导主任、晋察冀边区干部子弟学校教员、北京市宣武区委组织部副部长。1971年调石景山区工作，1982年12月从石景山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岗位离休。

　　本文讲述了李寿春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险些被日本侵略者抓去当劳工的经历及所见所闻，真实反映了在日寇铁蹄践踏下中国百姓的苦难生活。

　　我1918年10月30日出生在河北任丘县城西白塔村。

　　1937年7月7日，日本法西斯军队在北京西南的卢沟桥向中国守军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从此开始。我当时在任丘县城内亚东酒店当学徒。遇到一些零零散散地往南方撤退的国民党军士兵。

　　这些退下来的士兵到商店喝酒，有的给钱，有的一抹嘴就走，白吃白喝。我在的这个酒店，以酒为主，兼营其他，每天都要遇上几起白吃白喝的散兵。记得当时的掌柜看到不给钱的士兵，也不敢说不行。但等士兵走后，他反而埋怨我们小学徒无能，常常是耷拉着脸，嘴里骂骂咧咧。

　　日寇侵略者很快到达河北任丘县城。记得一天早上枪声响起，听说日军攻城了，于是商店停业关了门。满街的老百姓都往城南跑，我当然也不例外。记得我正在南关街上向南跑时，就听到后面哗啦哗啦的响声，我回头一看，见到日军的铁甲车正朝我跑的方向开来。在我看来就是在追逐我，我急忙躲到一个墙角。又好像铁甲车没有看见我躲起来，一直奔向那些往野地里跑的人。当时野地里遍地是人在跑，铁甲车在追，还听到不断地向人群扫射的嗒嗒枪声。当时我也顾不上看有无伤亡。我看到铁甲车已经抛开了我，便乘机转身向西关方向跑去。还不错，一路上未遇到敌人，一口气跑到白塔村。到家之后，记得正和哥哥在门口说当时的情景，就听耳旁有枪声，嗖嗖的子弹从头边射过，于是我和哥哥急忙躲到屋里去。

　　从此我便成为了失业者，每天和家里人四处逃亡。每天早上早早地准备好吃的，就和家人往离城远的地方逃去，躲避日军的杀害。好像离县城远的地方就平静、安全有保障似的。今天城西明天城东，不得吃不得睡，这还不算。我们常常是刚刚跑到一个地方，日军就迎头赶来，只有听天由命躲在亲戚家。

　　据我当时所见所闻，日军所到之处，无不是烧杀、抢夺、强奸妇女。不是今天这家年轻妇女被奸污，就是明天那家妇女被强奸。此外，凡是日军所到的地方，老百姓的车辆牲畜、粮食衣服银钱等都是被掠夺的对象，家具、房屋被焚烧。这种生活过了一段之后，老百姓索性也不逃跑了，待在家里等待命运的安排。不久，日伪政权建立，家乡也完全变成了日寇的统治区。白塔村距县城很近，大约一里多地，因此变成了日本侵略者随意分派民夫的村庄，为他们的生活服务。日寇通过伪政权今天向村里要民夫多少，明天还派，天天如此，自然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要去的民夫，大部分是为他们搞卫生，清理院里堆积的脏物。就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侵略者把老百姓当牲畜一样，挨打受骂是平常事。记得有一次，轮到我们几个人被派去给他们打扫庭院。我们要休息时，日本鬼子不问青红皂白，不看我们累不累，看到休息便追着打骂，那种亡国奴的味道真是不堪忍受，受人侮辱打骂不敢开口，更不敢还手。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县城，亚东酒店已经关了张，停止营业，我只有在家以种地为生，在春冬之际做点生意糊口。我经常推车到集市去卖小杂货，如碱面、红白糖，收入无几，也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这样也无法生活下去。记得　1940　年时，日本侵略者不只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而且无代价地掠夺劳动力，抓捕青年，有的抓去弄到东北或日本当劳工。一天早饭后，我正要出去赶集，在家里听到街上乱嚷嚷，我开门往外一看，有个汉奸站在对面，见我关门回去，马上砸门叫我出去。当时我无可奈何，只有出去。哪知一出门，大祸临头了，遭到拳打脚踢，而且推着就走。

　　就这样，我被汉奸抓走了。当时一同被抓走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马庆，一个叫张柯。我边走边想，怎么办？我们仨人小声商量，咱们去了，要报岁数大点。我们仨人当时都是二十一二岁，去后，我们都报了二十六岁。去后看到满满三间屋里都是年轻人，有的是邻村的，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大家都是面面相觑，不敢吭声，然而从面部表情看出互有同情心理，敢怒而不敢言，只有等待发落。时间不长，进来个汉奸点名，大部分叫走了，剩下的无几，点名的汉奸对我们说：“你们等着。”一直等到下午一点多，这时来人讲：“人数已够，你们回去吧！”

　　听说可以先回去了，真是长吁一口气。走到村头时，就见村里的好多人在看着我们，有的老人说：“万幸啊！”有的说：“要是不放回来，不知是弄到东北还是日本呢。”还有的说：“弄走了就坏事了，一家人东离西散，一辈子也别再想回到白塔村了。”

　　时间不久，又传来一个可怕的消息，汉奸通过村干部通知，抓去放回的几个人，县里还要。这个消息传到我们家的时候，一家人发了慌。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是：怎么办？去哪里？这时村干部刘鼎臣找我商量，说：“现在在家里生活不下去了，不如躲起来。”我问他去哪里？他说：“郭殿荣在口外（即张家口）保康县有些土地，咱们合伙去种地怎样？”

　　当时刘鼎臣为什么提出这样一个建议呢？因为他在村里被推举当村干部，但那时当村干部也真不好当，白天经常有汉奸来，他必须支应，每天提心吊胆，挨打受骂，不支应不行。另外，他有个妹妹参加革命，因时局紧张，曾躲在家里，也时常有汉奸来搜查。刘鼎臣兄妹都想离开家乡，一走了之，不然不知哪一天，他家也要遭家破人亡之灾。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商量，离开了家乡。我们四人一同从任丘出发直奔口外保康县。到达目的地之后，首先是脱土坯盖房子，要有个住处。那里的气候冬季寒冷，最冷时达到零下　30　度左右，二三寸长的冰挂从房屋顶上向下垂着。吃的是莜麦面。这个地方由于气候寒冷，一年只能种一季。我们仨人合伙种了一年地，收成无几。我和刘鼎臣、郭殿荣商量，再这样种地也不行，因此便结束了种地。这样我们的生活又进入了艰难的境地。可以说今天吃饱了，明天怎么办还不清楚。这时，我的爱人也到了保康县。

　　她也是在家无法生活，不得不出来找我的。可是她也没有想到，到这里生活也一样艰难。在这种情况下，还是由郭殿荣凭着老乡关系，将我介绍去当会计。说是当会计，实际上就是个勤杂工，每天称面、收面、发面，弄得满身是白。论起吃苦来，我是不怕的，只要生活过得去，无多大关系。问题是一个小小的会计怎么能养家糊口呢？大约干了一年，又经郭殿荣介绍去张家口市邝元章家，托他给找个工作。到张家口之后，第一个就是住房问题。我和元章爸爸论家乡关系称他们为大叔大婶。大婶是个热心人，费了很大劲，给我们找了个小小的套间，不过五六平方米，床上只能放一个褥子，不管如何总算有个窝了。吃饭呢？当时只有做个小生意。经过一段艰苦时期，那时招考教员，我报名参加了，就这样当起了小学教员。当时教员薪金很低，吃的是杂和面儿，那种艰难生活是无法形容的。妻子也不得已给人家做针线活儿，弄几个钱来，我们勉强维持着饿不死的生活。在张家口生活工作时的见闻令我至今难忘。当时的形势是日寇把华北、华中分为三类地区：所谓的治安区（即敌占区），张家口市属于这一类；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在敌占区，日寇以抢掠为主，加强对老百姓的搜刮与镇压；对游击区，日寇以“蚕食”为主；对非治安区抗日根据地，日寇以“扫荡”为主，实行“三光”政策。

　　日寇的“三光”政策，使广大中国人民遭受到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和痛苦，我记得1943年夏天，我那时住在张家口市桥西辘辘把巷，房后头有个历史遗留下的戏楼台，上面只有房顶，下面较小的场地住满了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人。这些人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女，他们的衣服破烂甚至不遮体。他们从何而来？我想他们和我可能类似。那时我离开了家乡，找到了同乡，同乡给找寻了半间屋。他们比我差的可能就是从四面八方来后无亲可投、有家不能归，加上找不到生活出路，只有以乞讨为生了。那时正是夏天，虽然天热但在夜间无被褥、又吃不饱，因而有受凉闹病和饥饿而死的，夜里不断地听到号哭声，哭他们失去的亲人。

　　使我更为难忘的是那年冬天，我早晨起来上街时在桥西南关道路上遇到倒卧的死者。从死者穿着不遮体的单衣来看，是冻饿而死。还有一天早晨在街上遇到一辆三轮车拉着一个有病老头儿，三轮车从我身边过时还听到老头的呻吟声，我亲眼看着拉三轮的人把老人扔到张家口市上堡西南角垃圾坑里。等我中午回来路过这里时，看到的是鲜血染地、肢体不全、被狼狗吃剩下的骨肉，多么惨啊！像这样的情况，我这一生能忘掉吗？那时我深思，这是为什么？唐朝诗人杜甫曾有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用了十个字形象地把当时社会的黑暗面揭露无遗，而我用什么语言来描述日寇的侵略行径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情况？我想，可以用下面这三句话来概括：一是日寇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二是国破家亡，人民遭殃。三是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能解救中华民族的危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