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污水，是广大市民经常街谈巷议的话题，也是各级领导和水务人十分关注的问题。电影《龙须沟》就充分展现了北京解放初期的真实场景，至今令人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据了解，解放初期，北京城、近郊区的污水流量为每秒0.77立方米，折合年污水量为0.24亿立方米。因为污水量较少，较大河湖的污染并不十分明显。

　　我市随着城镇人口的不断增长，工矿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加，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排污量也逐年递增。截止到1980年，城、近郊区的污水流量增加至每秒23立方米，折合年污水量为7.28亿立方米。远郊区县的污水流量为7.8秒立方米，折合年污水量为2.46亿立方米。合计起来，全市年污水总量约为9.74亿立方米，数目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北京污水不仅量大面广，而且严重超标。据有关部门化验分析，坝河、通惠河和凉水河中酚的含量分别超标近百倍、775倍和2300多倍。位于坝河两岸的酒仙桥一带，就有50多座工厂，上百种有毒物质排入河道，其中剧毒物质如氰、铬、酚等每年约有200多吨。每年排入通惠河的有害污水约3万多吨。每年排入凉水河的几十种有毒物质约9000多吨。全市每天流入河道的污水约有143万吨，占污水总量的82％，而北运河就承担了60％以上。由于河水污染严重，所以水是黑的，空气是臭的，堤岸是秃的，甚至很多河段成了无大型生物带。每逢人们从河边路过，无不掩鼻疾步而行。

　　正因为我市污水超标过多，污染严重，从而造成了很多危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严重影响市民身体健康和农业发展。

　　1975年，我曾和市农业局的朱慧青同志作过调查，红星公社因用污水灌溉，致使6000亩小麦受损，减产200万斤。1977年，我市四个区县对36个排污单位进行了罚款，共计赔偿农业损失82万多元。通县由于用污水灌溉，致使粮食毒量大大超过食品卫生标准。例如鸡蛋中的六六六残留量超过国家标准70％，小麦中镉的平均含量每公斤中为0.063亳克，超标很多。所以，当地群众因为吃了有毒食物，很多人得了肝炎病和血吸虫病等，有的村庄甚至达到了数十人。地下水的情况也不乐观。1977年曾对城、近郊区的485眼机井作过调查，对酚、氰、铬、汞、砷、氨、氮、耗氧量和硬度八项指标进行化验，其中有89.6％的井水不达标。通县沿河两岸百米以下的井水都有问题，不能饮用。有一年，为了解决北运河管理处榆林庄管理所职工饮水问题，市水利局不得不花巨资打了一眼深井

　　二、污水严重腐蚀毁坏水工建筑物，造成重大损失。

　　水工建筑物因污水浸泡，受到腐蚀，大大缩短了使用寿命。例如坝河上的尚家楼闸、楼梓庄闸，北河上的东岗子闸等，启闭闸门上的钢丝绳，如在清水之中，可以正常使用7年以上，而当年1－2年就需要更新。同时，钢板闸门表层大面积脱落，甚至达到透水程度。更令人可恨的是，由于河面漂浮大量油脂物，遇火即着。例如朝阳区从1977年到1983年的六年间，坝河河道曾着火4次，烧毁闸门桥梁和渡槽，直接经济损失20多万元。1979年秋天的那次河面着火，还烧毁了跨河10米之高的动力电缆，造成附近村庄停电，极大影响了当地群众生产和生活。

　　三、大量污水中的沉淀物淤积河道，库客减少，严重影响防洪。

　　大量污水中的沉淀物流入河道水库后，造成河床抬高，水库库容缩小，极大地影响了河道行洪和水库蓄水。例如亮马河在1982年清淤治理后，仅一年时间，由于北京造纸厂排放大量污物，使河床很快抬高了50－100厘米。北京东郊的半壁店河沟，因北京纸浆试验造纸厂向沟内排放大量纸屑，造成河沟堵塞，流水不畅，汛期曾多次淹村淹地。由于高井电厂、石景山发电厂和首钢等单位向下游排放大量粉煤灰，使大宁水库原库容330万立方米减至100万立方米，大兴县的埝坛水库库容由360万立方米减至192万立方米，库区整整淤高了1.5米，给蓄水灌溉和防汛安全造成了损失。

　　四、因为排放污水，引发了大量矛盾和纠纷，造成社会不安全因素。

　　因排放污水而引发的矛盾纠纷很多，我就曾参与处理过多起。例如1986年汛前，房山县城西郊的牛口峪水库，原来是用于防汛和蓄水灌溉的，后来成了燕化厂的存污库。按照水库汛期调度运行方案，应该空库迎汛。但是库内污水严重超标，臭气熏天，气味难闻。坝下牛口峪村的几十口人，昼夜守侯在泄水闸附近，死活不让开闸放水。若不放水，惟恐洪水来了影响大坝安全。若放水，下游村民将深受污水之害。在此种情况下，燕化厂的负责同志左右为难，便将此问题报告了市政府。市政府陈副秘书长通知市水利局，马上派人找他，研究解决方案。我接到任务后，立即叫上姚孝鋆同志，急忙来到陈秘书长办公室。他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让我抓紧写份牛口峪水库开闸放水的布告。我顺手拿出了纸和笔，沉思片刻，写了一份草稿。陈秘书长不愧为大笔杆，三勾两画就定稿了。他说：“你再重抄一遍，该吃中午饭了，我带你们去机关小食堂，见到领导便于及时报批。”我们三人正吃饭时，陈希同市长和张健民常务副市长走了进来。毋庸多说，由于此事紧迫，又有市主要领导在场，不一会儿，布告就拍板定案了。吃完饭，我和孝鋆同志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直奔房山县城。县委书记王佐生同志正在开会讲话，听到我们去了，马上休会。他了解完情况后，便爽快地说道：“好吧！布告我们马上印刷，作好宣传，水库及时开闸放水。”据说，放水那天，县里派去了很多公安人员，还抓了几个严重阻挠执行公务的村民，此事才算了结。

　　污水带来的问题和造成的损失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赘述。

　　面对北京如此严重的污水状况，以及造成的诸多问题和损失，我着手写了一篇《北京污水状况的调查报告，》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没过多久，北京市政管委副主任徐继林和市农办副主任梁继听便在市委四楼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市政管委的唐乃慧，市水利局的蔡季良、马德昌，城市河湖管理处的郝振勋和市政工程管理处的赵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征收排污费，报请市领导批准后执行。排污费统一征收，上缴财政，然后按比例分成。北京市水利局30％，市政工程管理处30％，40％由市政府掌握。从此，北京开启了征收排污费的先河，同时也拉开了大力治理污水的序幕。

　　作者当年调查北京污水手稿照片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广泛开展了治污行动，大力加强了与治污有关的法规建设、队伍建设、工程建设、排污单位水质自身净化建设以及治污技术研发工作。经过不懈努力，现在北京的河道水清了，岸绿了，鸟来了，鱼虾在水中自由自在地游漪了。很多河段，已经成了广大市民休闲娱乐健身的美景胜地。人们无不由衷地感叹道：这都是北京治污的丰硕成果啊！

　　2020年9月16日

　　（作者系：北京市永定河管理处退休干部：马德昌）

　　作者写此文的初衷：

　　北京污水，是关乎广大市民身体健康和环境优劣的一件大事。我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老水务工作者，有责任把自己了解和亲身经历的事件记录下来，告诉大家，以引起有关同志们的反思、关注和重视，共同努力把北京建设的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