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出生，当时正是日本侵犯我国之时，“躲兵”是常态。我从小放牛、割草、务农。后来，祖父林运良被日本鬼子杀害，在我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翻身求解放，我的父亲林寿仁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他的教育引导下，1948年，我开始为地下党送信，为解放长沙尽微薄之力。当时两军对垒，我要在敌人统治范围内进行革命活动，要求内紧外松，沉着应战，勇往直前。每次送信由于地点不同，应根据当地当时情况，采用不同方式，既要将信送到，又不能暴露目标。

　　上世纪50年代，我在澳门边防当兵时，一次香洲地区出现战况，团领导派我到前线建立通讯指挥部。当坐上摩托车时，内心十分恐惧，真有怕死之念，但立即想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担任总机班长，即将提升为电话排长，有这种思想太辜负团领导信任！所以打消了怕死的念头，积极思考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怎么完成任务。最终凭借高度的责任心，勇往直前，圆满完成了任务。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村成立农会，我父亲当选村农会主席，我为儿童团长兼读报组长。当时正赶农忙时节，晚上读报时间不能长，怎么办？我请教小学周老师，他说：最好讲报！讲报？如何做到？在周老师指导下，我先阅读有关报纸，根据上级要求选好内容，不懂词语查字典，标在字旁，再对着镜子演练。怀着不安的心情，第一次给村民讲报，讲完后看到大人们惊讶的眼神，我才安下心来，继续前行。我当时不到小学文化，后来到部队，一次领导问我今后打算，我说：“想当技师。”领导说：“好呀！可你现在文化太低，必须初中毕业。”为此，我联系实际，勤学苦练，通过多年自学，1959年经过考试，最后被重庆通讯兵技术学校录取。经过两年多的学习，达到中专毕业。毕业时，学校要从1800名毕业生中挑选30名学生学单边带通讯，我有幸入选。经过两年多的学习，我1964年大专毕业，由总参统一分配，很荣幸我被分配到空军，空军司令部安置我到通讯总站。为传播单边带通讯，解决当时战场语言通讯频道不足问题，我全力以赴！经过部队培育与锻炼，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空军通讯兵无线电技师！

　　1967年，我在通县马头公社毛庄村进行支农。当时该村不仅存在两派斗争，而且存在家族斗争，如何实现大联合？我深入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与他们聊天，探究缘由，同时宣传毛主席倡导的“团结就是力量”，讲解人心齐泰山移的中华民族光荣传统，联系实际宣传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化解矛盾。最后通过民主协商、投票选举产生生产队、生产大队领导班子，恢复农村正常秩序，较好地完成了支农任务。

　　我的人生中，多次立功受奖，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因“支农”成绩显著，1968年2月29日下午6点46分，我以“三支两军”代表身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至今难忘！我的人生经历：农、兵、学、工、商，风雨几十年，没有受过党纪、政纪处分。今后，我仍然要坚定不移跟党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弘扬文明新风尚，传播社会正能量，永葆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