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右）与夫人乘船游览时留影

 

　　在我的业余生活中还有一个“特殊港湾”--收藏。这是我业余中的业余。身处其中，思游其境，真是优哉游哉的另一方天地。

　　小时我就喜欢在小河边和雨后寻找一些漂亮的小石子和小的贝壳，后来又收集邮票和纸烟盒里的画片，里头都有我的一个儿童世界。后来我还醉心于父亲收藏的一些古画(后经鉴定都是仿的)。我真正搞收藏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的，开始时是印章、砚台渐及字画和玉器、瓷器。

　　当时家离故宫很近，还有琉璃厂，都是我假日偷闲常去的地方。80年代住在怀柔宽沟编《当代中国的北京》时，晚饭后还和一些同事去河沟寻找漂亮的石头。这也是工作之余寻找乐趣啊！真正搞收藏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除了机缘还要有韧劲。

　　我还记得，“文革”前东四文物商店有一方田黄印章，邓拓借回家去鉴赏，我得知后“守株”三月始得。除了省吃俭用外，我一生的稿费全部都花费在收藏上面了。我最喜欢逛地摊(“文革”前也叫旧货市场或“破烂市场”)，喜欢那种氛围。到外地出差，只要有时间就会溜着去的。有人说，地摊上全都是假货，我从来不信。故宫藏的隋代《游春图》，最初不就是新中国成立前在长春的“破烂市场”上被发现的吗？我收藏的两只宋汝窑洗子，也是在爱家市场的地摊上偶然遇见买下的。你要专门去找，那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当时摆这个地摊的是一个农民模样的少妇，摊很小，只有十来件东西摆着。我路过，一眼就盯上这两件东西。可怜啊！“什么汝窑为魁”，连一点模样都没有了。一问价，两件160元。就这样简单，我把这两只“流浪猫”抱回了家。路上一方面是欣喜，另一方面又感到悲哀。如此宝物历经劫难流落民间，在当今收藏盛世还在“鱼龙混杂”中被视为赝品，不屑一顾。真是不应该啊！唉，我搞收藏，从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在收养“流浪狗”和“流浪猫”啊！

　　对于赝品和弄不清楚的，有些我也喜欢拿起来看看。假得好的，也有它的学问和门道，有些明知是假，或者真假难辨，只要价钱不高，我也有选择地买回去研究。研究假，才能更好地辨别真，其中也蕴有很多乐趣。

　　有些好的东西，卖家并没有摆在外面，当他感到你是确实想买他的东西时才会拿出来。你两眼一扫，不屑一顾，或者感到你是个看热闹的外行，人家也不会理睬你。这些年来，一些卖家，在摸爬滚打中也练出来了，实际经验和眼力并不逊于文物部门的专业人员，想从他们手中“捡漏”也不那么容易了。

 

本文作者编辑出版的《穿越时空的精灵：玄鸟堂藏品鉴赏录》

 

　　在收藏中，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的起点就很高，并努力向高处攀爬。近些年，我还遇到一个问题，即为文物专业人员所不认也不理睬的“疑似品”。这里最主要的是指历史上久已不见踪影的“中国瓷皇”--柴窑器皿。当我初次见到一只后周柴窑碧光釉双凤耳菊花镂空瓶时，就极为兴奋，毫不犹豫买了下来，并写了一首《惊见柴窑瓷瓶》的诗：“天镜纸磐名天下，历经风雨更娇娆。迷失千年谁敢识，不谓柴窑也柴窑。”不管时人承认不承认，反正我承认，“权收我室中，他年待天日”。现在一些研究柴窑的有志之士，所作的地面考古研究工作和学术研究真的进展得很好，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是在破解古瓷界最大谜团的“哥德巴赫猜想”，我虽未能参与其中，但衷心地祝愿和期待着他们的成功。

　　在北京市委宣传部、市文物局和北京艺术博物馆的鼓励和支持下，2013年7月27日至8月16日我在北京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小型的“玄鸟堂藏品展”，其后又编辑出版了《穿越时空的精灵：玄鸟堂藏品鉴赏录》(北京出版社和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6月联合出版)。我视藏品为“穿越时空的精灵”。我固重鉴，尤更重赏。不仅入目、上手，更要用心。我在书的“序”中说：“举凡文物皆有灵魂，古人之魂，时代之魂，以及岁月留痕和历史变化之风云，皆寓焉或附焉。赏之功能在活化，可以神游其境，可以复活历史，可以古今对话和物我对话，可以情感交流，可以尽情欣赏其美和神韵，还可以引发遐想，当知其中别有一方天地。”我在书中的鉴赏文字大都是这样写成的，也算是独具一格吧。一些朋友虽然不谙文物，看后也感到很有兴味。末了，我把《和<子孙永葆>》一诗作为“序”的结束语：“文物从来最驻情，半为历史半人文。江山犹未千年守，聚散何能责子孙。当喜今朝且伴我，不忧日后归何人。国之至宝藏于国，做大民间聚宝盆。”这也就是我的收藏观。

 

 

本文作者出版的诗集《风岸》封面

 

　　诗，也是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港湾，近些年写得多，还出过一本诗集：《风岸》。

　　还有人问起我的家庭生活和对后代的教育。除了我欠他们的太多，深怀愧意，还能再说什么呢？

　　想想我这一生，不禁笑了。我还真有点像闯进山林的猪八戒，东打一耙，西打一耙，惊得鸟兽四散。但究竟是否猎获到野兽和降服了妖怪，谁能告诉我？

　　春节前，我就87岁了，坐的是“牛车”，走不快了。光看报刊就要几乎占去白天一半的时间。“重担卸肩心未卸，还在晴雨征途上”啊！还有一些零零碎碎的杂事和外务(主要是“敲边鼓”支持我认为应当支持的人和事)，也使我很难安静下来。夜间依然是我的黄金时间。我的生活习惯也依然如故，而且比过去更无规律。

　　有个朋友最近问及我的养老问题，我说我是“不养之养”，自然生活平常心，凡能照旧的依然照旧，听其自然。只是现在我在坚持吃药问题上变成了“好学生”。近年来，我产生了异于过去的紧迫感，除了思想活跃依然如故外，其他效率都在降低，特别是记忆力。“牛车牛车快快走，夕阳相约西山口。纵使车翻余勇在，拾起行囊背肩头。”这就是我现在的心情。

　　话无尽头，拉拉杂杂就此止笔吧。已经多余了，再写更是多余的了。

　　(作者：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院院长、市社科联常务副主席，研究员。稿件由《当代北京研究》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