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珍藏着由中央卫生部颁发的卫生防疫工作30年的纪念章，我县只有赵仑、崔树田、林成森和我们五人获得此章，这纪念章是对防疫战线工作同志们的肯定和鼓励。离休后看到这枚造型优美的纪念章，不由得浮想联翩，因为我们多半生的精力都倾注在这个岗位上。

　　五十年代初为了防治传染病，我们这些人到过察哈尔省和内蒙自治区的许多农村，参加过防治鼠疫，天花、麻疹、梅毒等多种传染病，经常是在传染病大流行的期间结合巡回医疗，主动去寻找病人做防治工作，由于当时交通不便、农村经济文化条件差，遇到的困难很多，如1951年春麻疹大流行，延庆县卫生所停下门诊去巡回医疗，一个小组刚到北山，突然由南山传来消息说，那里死了18个小孩，当同志们连夜赶到南山，原来死的是18只小鸡。那年春，有的村在已经有麻疹病人的情况下还准备搭台唱戏，我们费了很大周折取得县长、区长的支持、才制止了唱戏，避免了疫情扩大。为防治各种传染病我们顶过烈日、冒过风雨、战过洪水、冒着本身被感染的危险多少年如一日，奋斗在这条战线上，但我们认为这些困难都是小事，就怕传染病流行起来我们没有特异的手段、没有足够的人力、而招至不可弥补的损失。如六十年代初期麻疹大流行。那时还没有麻疹疫苗，我们防疫站的同志们忙着开展宣传早预防、投服中草药、推行母血注射等，却都难以控制，以致1963年全县共有3400多名儿童染病，病死率高达7、74%。就像五十年代初期那样，县城东七里墩的大沟中抛下许多儿童尸体，惨不忍睹。许多父母在这里流下伤心的泪水。接着1965年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全县流行，多数儿童死于发病的当天，群许多家长慌慌不可终日，形势非常严重。北京市委派来积水潭等三个医院的医疗队，分头到各公社协助扑灭疫情，副市长王昆仑先生两次来县，听取汇报、指导工作，我们防疫人员日以继夜地收集情况、组织医疗力量、指导基层工作，这一年发病高达422人，死亡率达12、5%。死亡率位居个郊区县之首。　

　　自然灾害和灾后大疫相继过去后，我们盼望已久的麻疹、小儿麻痹疫苗刚出现，卫生防疫站遭到“十年浩劫”的摧残(机构被撤消、干部被下放、房屋被挪用)，这项既有艰苦细致又是为人民造福的工作陷于停顿。

　　1970年在党的关怀和张长友、赵仑等同志的努力下，以北京市下放干部为主体重建了卫生防疫站，恢复了各项业务，1974年后又迎战了”流脑”和肝炎的流行。开展了第五次全县范围的“驱梅”工作。1977年以后下放干部调走，充实了人员增加职能科室不断提高学校卫生、劳动卫生，贯彻执行了《食品卫生法》，开展了防治地方病，加强了农村改良饮水，进而摘掉本县地方病的帽子。减少了各种致病因素，特别是增加疫苗冷藏、“冷链”设备，深入强化了儿童计划免疫程序，提高了计划免疫效果，经过多年努力各种传染病的发病率逐年下降。各项监督、检测都向现代化、规范化发展。让我们“老防疫”们最感兴奋的是继六十年代消灭了天花之后，到2000年已经28年没有儿童患白喉，19年没有脊髓灰质炎，7年没有“流脑”、百日咳，6年没有乙型脑炎、近7年中只有年2例麻疹，说明凡能用疫苗的传染病都已消灭或控制，我们感谢党的关怀和有关部门的协作、感谢生物制品的专家们研制的各种疫苗，感谢在基层的防保工作者们，把各项预防措施按规定程序落实到每村、每户的每个儿童，使曾经猖獗了上百年的十多种急性传染病成为历史，由于上世纪后20年出生的儿童18岁前要接种17次疫苗，所以现在20岁上下的青年人就没受过这些传染病的侵袭而健康幸福地成长着。

　　我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府、政党、医务人员能战胜这些病魔，只有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卫生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实现了人类的美好梦想，我们感到自豪，纪念章就是历史见证。它向我们闪耀着时代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