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李廷芝同志原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北京市广播电视海外交流中心主席、北京影视艺术家协会主席。1941年11月出生于吉林榆树，1965年8月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专业，1965年在北京第一机床厂宣传科参加工作，197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调入北京市委宣传部任新闻出版处处长，1986年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1987年开始参与筹建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在北京新闻广电系统工作二十余载直到退休。

 

　　口述内容：

　　我小学的时候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吃不上饭，我家在农村嘛很困难。1965年到1977年，我们有一些人要支援工业，我分到一机部了，第一机械工业部。在这干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又调到机械局宣传处。我在机械局实际也基本在宣传口，只不过搞面上的宣传，群众宣传，基本上是这块，一直到机械局宣传处干的也是这件事。在我离开机械局前一年的样子，因为全国都在搞整党，当时机械局也在搞整党。当时的局长兼党组书记叫刘茵，他就把我抽出去到整党办当主任去了。他的意思就是想一方面，让我做一些具体工作，锻炼锻炼开开眼界，另一方面可能要我做他的接班人，他很快就要到点了。可就在这个时候市委宣传部要从各局的后备力量当中，后备干部当中抽调合适的人选到市委宣传部工作。他呢就不放，他说这是将来要做我接班人的，后来市委宣传部，当时是叫王大明，王大明说：“我看这个人比较合适，你还是放给我吧。”后来刘茵说：“你既然这么说了，我就不影响他的前途，我放了。”这样我就到宣传部工作了。到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但是有一样好，当时的副处长叫高树林，后来调新闻出版局当副局长了，他是老新闻，我就有机会向他学习了，从基本的知识学起。管出版的是工艺美院的，也在过去老出版局待过，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所以虽然我是处长，但是他们等于带着我了，我就边干边学习。

　　1986年11月，我调到广播局来当副局长了，当时的局长是张永经，那个时候除了做好我自己的工作以外就是向老同志学，因为广播电视这么专业的东西，我过去没有过接触，在宣传部这段跟广电是有联系的，但是它不像到局里来那么具体、千头万绪的。

　　1987年的七月份，我从广播局调到了新闻出版局。此前没有新闻出版局，因为形势发展需要，新闻出版事业发展的需要，市里感觉到要成立一个新闻出版局。原来这只有一个出版处，是在文化局里面，现在要把它弄出来，成立一个新闻出版局。这就得有人筹备呀，就找了一个老同志，宣传部研究室的主任，他叫薛凡，他当时已经56了，年岁比较大了，再者他也比较内向，也不怎么爱说，让他来负责。宣传部领导就说：“你可以再找一个帮手。”他说：“在咱们宣传系统我都可以找吗？”领导说：“可以找。”他说：“那好原来那个廷芝，他是新闻出版处的，我是研究室的，也比较熟，请把他调过来，来开创（新闻出版局）。”领导说：“那可以。”就这么把我调到新闻出版局。到那去了以后，在现在新闻出版局那个地方，叫朝内大街后石道胡同，有个院儿，那是外文书店的一个点，旁边是一个仓库，这边是一个两层的小楼，破烂不堪，人走上去都晃晃悠悠的，就是很残破了，都容易垮塌那样的。然后得跟外文书店谈，先得有个地方啊，所以这事就落在我的肩上了。当时又给我配备一个，将来做办公室主任的，这就是赵东鸣，我们俩一块去了。去了就跟人家谈，最后立即把它西院的仓库腾出来，我们可以进驻办公。腾出来以后我跟赵东鸣（一起），赵东鸣借了一个破三轮摩托，他骑着摩托我坐着，我们俩到东四买了的办公用具，然后运回来，我们俩肩背人扛又抬的就弄进去了。孙向东当时是文化局老出版处的，她那边做了一个新闻出版局的牌子，坐公共汽车坐过来，一个女同志个儿也不高，背那么大个牌子背到了新闻出版局，创业之艰辛啊。

　　我们搬进去就是第一批人，进去七八个人在仓库里面，冬天不到八度，冻得直哆嗦。后来我一看，说这样不行。我跟东鸣说立即每个人买个军大衣，白天穿着军大衣在这工作，那好多了，别把人都冻病了啊。后来人越来越多了，我们开党组会的时候就提出了，四种精神建局。前一天因为党组会研究我提起来的，第二天赵东鸣他们就传出去了。

　　那段工作也很忙，没日没夜地也很累，也碰到好多困难，但是有一样，大家心非常齐，我就觉得创业的时候，人往往心都很齐。

 

 

 

　　再一次回到广播电视局以后，我不一样了，我的身份是广播电视局的党政一把手。这里人工作得怎么样，生活得怎么样，心情怎么样跟我都有关系的，我要负责任的不是吗？我压力很大。我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李志坚问我说：“你怎么样，工作什么感觉？”我说：“我没有退步，什么事都推到我这来，我就得解决，我又不能推给你。”他说：“对了你就没有退步，你就得在风口浪尖上顶着干”。确实是不一样，因为你在挑担子。你过去是帮着别人挑担子，或者辅助别人挑担子，现在是你在挑这个担子，这个一点不危言耸听。有一次我到礼士路那边去，到小粉楼去，当时那儿有我们几个单位，北京音像公司、北京音像资料馆、北京广播电视供片中心、北京广播电视报在小粉楼里面。其中那个小粉楼（墙）裂了，我去了以后，当时资料馆的馆长曹宝林他就拉着我说：“你上来看看，上二楼看看。”我上去一看，大吃一惊，那墙上裂这么大个缝子，地是斜的，他把那个带轱辘的，资料柜往那儿一放，自动顺坡就遛下来了。这件事对我刺激极大，当天晚上我一夜未眠，翻来覆去在家里睡不着觉，我在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重大了，哪一天垮塌了那是人命关天啊！我的职工说不定就死的死、伤的伤啊，我受得了吗？后来我就说我蹲监狱去，那是肯定的，你有这些责任，你是局长你要负责任，但是这是次要的，要真是出现那些情况我也应该蹲去，但是给人家家庭造成那样的影响，妻离子散的，这是历史的罪人啊！我越想越害怕，越害怕我就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第二天我到市里面去，我找市委市计划委员会，我问哪块儿有房子什么的，可以做办公用的，也别太远了。正好我问到谁了呢，市计划委员会的一个处的处长，后来也到咱们局来的钟嘉禄。钟嘉禄就跟我说，有这么一个地方，清华大学的二分校在沙子口这，那个校舍不错的，你想那教室都挺高的，冬暖夏凉的，多好啊那地方。我问了价格，他说大概五千多万，我说：“你再给砍一砍，我说快点儿，你晚一天我就一天睡不着觉。越快越好。”结果很快他就告诉我：“我给你砍了，四千二百五十万。”我说：“我买，立即成交。”就这样这几个单位搬过去了，我这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当你挑担子当一把手的时候，你主管全局的时候，这些都可能成为你的风险。你有一点担当精神，你有一点责任心，你就得睡不着觉，能睡着觉吗？那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所以我到广播局来真是跟过去不一样了，当然它也确实锻炼了我。决策学会依靠党组一班人一起来决策。我在广播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就是我深知我们这个宣传工具的对象，服务的对象，主角是人民群众。我们的话筒我们的镜头要始终，对准广大人民群众，这就对了。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忠于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党的事业。我能做这样一个人是经历塑造了我，而也是我觉得最成功最愉快的地方。

　　我到广播局正好赶上九十年代的开始，有全国这样的一个形势，北京市改革开放的形势。十年了，这些东西就为广播电视的大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从基层从经济基础发生的这些变革最后要冲击到你上层建筑。必须进行改革，改革才能有发展，有大发展，所以我倒觉得这是个机遇，极大的机遇，大发展的机遇。但是这个发展不是自然而然来的，你要人做工作，要克服好多困难，要解决好多问题，要跨越好多的障碍，经过奋斗才能得来的，经过改革才能得来的，是这么个过程。

　　时代在进步，工作也必然是不断地创新的，没有创新也就没有发展了。这个道理在我们这个局体现得非常充分。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的电视艺术中心在九十年代起码创下了三个第一，就是第一部长篇电视连续剧、第一部长篇室内电视系列剧就是《渴望》、第一部轻喜剧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第一部全景式地在国外拍摄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这是四个里程碑式的作品。我算了一下我当时收集了一下资料，长篇电视剧《四世同堂》，播了以后两三年全国才开始，有长篇电视剧上映，《渴望》以后室内剧也是两三年，所以当时有人问我你认为你们的电视艺术中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我说最大优势是领先外地两三年，我们先干出来了两三年后他们有了。我就想为什么它能创造四个里程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求新、创造精神。就是改革的精神、求新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当时电视艺术中心这些编导们、导演们脑子里都在琢磨，明年我怎么出个新跟今年不一样，后年我怎么样跟明年不一样，每年都在考虑改革创新的问题，所以他能够常拍常新，能够这么多年长盛不衰。我们广播电视行业在这点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就是这种改革创新的精神。事实上我们今后的发展也还得靠这个，你老是老一套炒冷饭那不行，慢慢大家就烦了。现在的广播电视工作多难做，比我们那时候困难多了，网络各种媒体的挑战，我们那时候电视你都得看，不然没什么看的，大家都喜欢看。现在不是，看手机去了，不看电视看录像去了，看别的了。挑战竞争非常激烈，这可能信息时代一个新的特点，新的竞争，形势更尖锐更激烈更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做好广播电视工作，所以我就希望，这种极其复杂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我希望我也相信未来人一定会干出成绩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