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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轿车工业的发展是邓小平说“轿车可以合资”才一语定乾坤。1987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做出发展中国轿车工业的决定,才出现中国车汽车工业万马奔腾的大好局面。建国以来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证明,改革开放,促进了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这也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特点。而北京汽车工业,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成立了中国汽车工业企业第一个中外合资企业,开始了与跨国公司共同造车的历史……
改革开放给中国轿车发展带来新机遇,在中国汽车工业蹒跚前行时,北京汽车开始了对外合资的尝试。
改革开放前,整个中国汽车工业都存在着品种单一,几十年一贯制的现象。国产汽车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差,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产品开发和制造技术落后国际水平几十年。北京汽车也不例外,BJ212生产了十几年,产量上不去,技术水平与国际大汽车公司的差距比较突出。北汽当时也想对现有的生产体系做一些调整,对技术做一些改进,更换一些陈旧落后的生产设备,但当时的条件不具备。
北京汽车之所以能够合作,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涉及到一个关键人物--美籍华人沈坚白。
在改革开放之初,一批具有强烈爱国心的外籍华人回到祖国,他们利用自己的资金和国际人脉关系,积极地为国内发展经济牵线搭桥,推动引进资金和技术,为国内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作出重要的贡献。
沈坚白,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5年到1947年在京沪铁路管理局工作。1947年留学美国,1948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硕士、1950年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毕业后沈坚白留在美国工作。
1952年沈坚白进入了美国著名的本迪克斯公司。本迪克斯公司是一家主要承担美国国防部和航天局一些工程业务的高新科技公司,沈坚自在这家公司工作22年,从一名普通科技人员发展为该公司研究院的院长,1967年当选为副总裁,主持公司在全球的工程与研究工作。这是美籍华人在当时美国高新企业界得到的最高职位。1974年,沈坚白离开了本迪克斯公司开始自己创业,凭着自己的能力,他很快创建了八个独立的制造企业,自己分别担任这些企业的董事长或行政首脑。沈坚白虽然在美国事业有成,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从1973年开始,沈坚白夫妇经常回国,与中国专家交流科技方面的工作经验,北京市、一机部、哈工大、北京工业学院等单位曾多次邀请他讲学,沈坚白还受聘担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工业学院的顾问和名誉教授。为了促进中美两国科技教育界的交流,他曾先后两次组织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代表团访华,并为中国联系了在哈佛大学进修的十名奖学金名额。为了促进中外交流,沈坚白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作,在中国投资建设了北京第一座五星级的长城饭店。
沈坚白还先后应邀担任中国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江苏省、湖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山东省烟台市等各级人民政府高级经济顾问。为促进中美之间的了解交往,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79年元月,沈坚白开始到中国讲学。先是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后来又到北京。在北京讲学时,时任一机部副部长兼中汽公司总经理的饶斌也在台下听讲,在与沈坚白互动交流时,饶斌要求沈坚白重点讲一讲合资的问题。沈坚白就此认识了饶斌,通过与饶斌的交流,得到了中国希望与世界上知名的汽车公司开展合作,引进技术的信息。
美国汽车公司是一家专门生产军用越野车的公司,其生产规模在美国国内排行第四。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军的订货大大减少,美国汽车公司顿时陷入困难境地。石油危机也使得生产大排量“油老虎”的美国汽车公司受到沉重打击。为走出困境,美国汽车公司开始将眼光向外,希望以扩大市场份额来谋求新的发展。沈坚白在美国是知名人物,在中国与高层领导也有很多交往,在美国与中国之间有着极为广泛的人脉。为了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汽车公司( AMC)主动聘沈坚白为高级顾问,希望通过他寻求与中国合资合作的可能。
沈坚白先生了解到饶斌的想法后,他认为此事完全有可能做,于是立即派自己的助手杨汉华来一机部联系,一机部立即决定由北京汽车工业总公司负责接洽。在得到沈坚白的信息后,美国汽车公司也非常兴奋,庞大而神秘的中国市场如同具有上下五千年历史文明的古国一样,对美国人具有极大的诱惑力。1979年1月16日,沈坚白携夫人与四位美国汽车公司的代表飞到北京,准备进行谈判。谁也没有料到,这竟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
当时,谈判双方的阵容为,外方五个人,四个美国人加沈坚白;中方代表也是五个人,胡亮、吴忠良、朱临、王明先、高克绩。虽然有沈坚白做中间人,但中美双方究竟是初次接触,为慎重起见,从1月16日到23日,双方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进行谈判准备。说是谈判,实际上双方只是进行先期接触,互相摸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1978年12月下旬召开的,距离美国人来中国不过一个月的时间。中国虽然决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但“文革”刚刚结束,“左”的阴影尚未散去,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由于长期闭关锁国,对外交流极为有限,与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谈经济技术合作,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没有对外合资的先例,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与美国人谈到什么程度,谁有拍板决定权?这些统统都是未知数。虽然北京汽车工业公司对与美国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合作很高兴,但由于当时的管理体制制约,企业又没有任何自主权,大家都是小心谨慎地和这些美国人接触,当这些美国人来北汽参观时,当时企业甚至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接待他们,是热情?冷淡?还是不冷不热?实在难以拿捏。
1979年1月23日以后,双方开始交谈,美方向中方介绍美国汽车公司的情况,中方也请美方到工厂里参观,交流是开始了,但是在当时没有可借鉴的先例的情况下,双方都在摸索。尽管美方滔滔不绝,可中方却言语谨慎,因为当时做为国企的管理和领导体制,企业领导者对于是合资,还是只花钱买技术?参加谈判的企业代表们几乎对任何问题都不能做主。中方采取的策略有二,一是天天汇报,每天谈完后就向上级汇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二是多听,让美国人先谈,听听他们的具体想法,然后再提出相应的问题。
美方代表团团长克莱尔是美国汽车公司负责国际事务的副总裁,在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通后表示,只要双方认为条件能接受,他们当场就能拍板。但由于中方不能拍板,每次美方讲完后,中方总是表示,“我们将认真研究你们的想法”。然后连夜将会谈内容整理出来,第二天立即向政府相关部门汇报,得到意见后再谈,谈完后再汇报。美方对于中方的拖拉很不理解,好在沈坚白在中间做了不少沟通的工作,断断续续的谈判才没有中断。
1979年2月2日,一机部与北京市政府联名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北京汽车制造厂和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经营吉普车公司的报告”。3月3日,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李先念、耿飚、王任重、谷牧、康世恩六位国务院副总理签署意见“原则同意”并指定此事由北京汽车工业公司负责。
经过几次这样的接触以后,谈判内容终于有了一些眉目和意见,但一机部不敢拍板决策,还是由一机部再将北汽市的报告上报给国务院,国务院6位副总理批示:同意干,可以继续谈。这些程序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立项,一个合资项目要6位副总理批准,现在看来可能觉得太兴师动众了,可在当时的确实非同小可。尽管立了项,之后还得接着谈,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搞得美方也很累,但他们看好了中国的市场,所以尽管一年往中国跑四趟,还是愿意到中国来。
1979年10月,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成立商务谈判组,此时中方与美方的谈判才算正式开始。北汽与美方谈判得到了一机部部长饶斌和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的大力支持。虽然谈了几年没有什么进展,但他们总是给北汽出主意想办法,支持他们把谈判进行下去。
1980年以后,中汽公司成立了,饶斌任总经理,陈祖涛任总工程师。谈判进展缓慢让饶斌很着急,这是中国汽车工业和外国公司的第一个合资项目,成败与否对中国汽车工有很大的影响。根据饶斌的意见,一机部重新组建了以陈祖涛任团长,北京市经委主任张建民(后任北京市副市长)任副团长,北汽赵乃林(后来任合资厂的第一任副总经理、副董事长)、国家经委、计委派人共同参与组成的谈判代表团。
美国汽车公司有着深厚的美国军方背景,双方每次谈判时,美方代表团中始终都有一个叫“海德”的退役将军在场,而且这个海德将军对美国汽车公司的谈判结果有否决权。美国汽车公司对开拓中国市场有着很高的热情,为了争取与中国合资成功,美国汽车公司邀请中方代表团到美军沙漠演习场以及设在埃及的吉普分厂参观,实地向中方作了各种车辆性能的介绍和表演。
从1979年1月到1983年5月,四年半时间内,美方来华18次,中方赴美3次,中方向各级领导机关汇报500多次,中方谈判小组五易其人,经过几年的谈判,中美双方合作框架逐步明朗,北汽提供厂房和设备,美方提供美国汽车公司正在生产的切诺基轻型越野车,双方成立合资公司。
谈判中最困难的在于美方提出的技术人股。按照双方的注册资金比例,美方提出美方的专利技术与工业产权以800万美元价值人股,对此,中方提出中方的BJ212也应作价人股。但美方不同意,他们认为北京吉普谈不上技术水平,不能以技术入股。美方提出,如果中方将北京吉普作价800万美元的话,美方的技术人股就作价1600万美元。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互不相让,谈判进入胶着状态。考虑到合资公司的经营成本,经过协商和请示,中方放弃了北京吉普技术人股,双方终于达成合资意向。事后据赵乃林同志说:“说实话,由于是第一次,当时我们确实不知道技术究竟该如何定价,到底值多少钱?”1983年2月,陈祖涛率中方代表团访问美国,准备与美国汽车公司草签合同。谁知到了美国汽车公司后,美方将中国代表团让进会议室,他们却迟迟不见人影。从上午直到中午。据代表团成员回忆,美方主动请我们来,怎么还把我们“晾”在这儿了?大家心里都没了底儿。一直等到中午,克莱尔才匆匆赶来,他一边擦着脑门儿的汗一边如释重负地说:“解决了”。后来才知道,原来法国雷诺公司是美国汽车公司的控股方,它们不愿意一款花了上亿美元研制的新型越野车被区区800万美元买走,正在为此召开紧急董事会。美方的克莱尔费尽力气向法国雷诺公司的人解释,此事的意义绝不是几百万美元,最后法国雷诺公司方面才算点头同意。
这个小小插曲让大家虚惊一场,最后陈祖涛和美国汽车公司副总裁克莱尔分别代表中方和美方在合资意向书上签字,合资组建中美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美国汽车公司1983年投产的CJ系列产品和原北汽212轻型越野车改进后的车型。
1983年5月5日,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经营合同以及合资章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当时陈慕华副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合同于1983年6月1日生效。新公司注册资本为5103万美元。其中,北京汽车制造厂以制造BJ212的南厂区的部分厂房、设施和660万美元投入,合计约3503万美元,占总股本的68.65%;美国汽车公司以吉普品牌的产品、技术以及800万美元现金投人,占股本的31.35%。1984年1月15日,北京吉普正式开张。以后,美国汽车公司被克莱斯勒收购,北京吉普成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和克莱斯勒的合资公司。
合资公司第一任董事长吴忠良,副董事长克莱尔,第一任总经理查特顿,副总经理赵乃林。合资公司以美国汽车公司的CJ系列汽车为基础,采用联合设计的方式,开发中国的第二代轻型越野车。
1984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访问美国,受美方的邀请,陈慕华来到设在底特律的美国汽车公司。
美国密执安纳州的底特律市是全球闻名的汽车城,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美国汽车公司等著名大公司的总部都设在这里。美国汽车公司有一座楼层不高但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的巨大三层建筑,这里是美国汽车公司吉普卡车工程部。楼内设有设计部门、实验室及项目控制等部门,是当今世界上著名的的汽车设计机构之一,简称JTE。JTE还在郊外有一个占地1540公顷的切尔西试车场,、亚利桑那热带试车场和内华达沙漠试车场。200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整日在这里面绞尽脑汁,根据客户要求设计出各种新奇的产品。切诺基、卡曼奇、道奇T300小卡车及软顶越野车等车型都是他们的杰作。
1983年2月,JTE将新设计XJ正式投放到美国汽车公司在美国俄亥俄州特利多市吉普车厂生产。这是一款多用途四轮驱动乘用车,兼有越野车和轿车功能,有较高的越野通过性、坚固可靠性和轿车的乘坐舒适性。设计师将其命名为“切诺基”。
美国北部大湖流域的土著印第安人有-个分支名为易洛魁族,这个族群中有一个部落自称“切诺基”。在部族争夺土地的战争中,切诺基人被特拉华和易洛魁人击败后迁徙到南方山区。为了生活和狩猎,切诺基人需要在山区奔跑攀越,锻炼身体强悍,吃苦耐劳,尤其善于登山。美国汽车公司将这款车称之为“切诺基”,意谓此车具有很强的越野性能。切诺基从1974年起开始设计,耗资近亿美元,从设计到投产耗时近10年,是美国汽车公司精心打造的一款全新的轻型越野车。在当时,无论是设计水平还是技术性能,切诺基都可以称之为世界水平。切诺基这款车一亮相立即引起喜爱汽车的美国人的关注,1984年在全美三家著名汽车杂志中的评奖中荣获桂冠。
在美国汽车公司琳琅满目的展品中,陈慕华一眼就看中了最新研究的XJ“切诺基”。为了适应口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美国汽车公司每年都要对其产品进行改型,每年生产的产品称为年度型。一个年度型生产不了多久马上就被新的产品替换。美方对陈慕华介绍,这一款XJ切诺基是最新款型。
陈慕华了解到,中美合资公司原定合作生产的CJ系列已经投放试产4年多,这意味着北汽引进的是一款即将淘汰的产品。陈慕华回国后对北汽领导说:“你们与美方合作的产品马上就要淘汰了,你们为什么不引进他们刚刚投产的XJ切诺基?”
得到陈慕华提供的消息,北汽马上组织部分人员到美国汽车公司考察,在这里他们看到了切诺基。切诺基让中方眼前一亮,中方马上向美方提出,协议规定,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要与美国汽车公司同步,因此,中方要求放弃CJ系列,改为生产XJ。
美方不愿意将这款最新的年度车型交给中方,其理由是,这款车技术含量高,中方目前没有能力生产这款车型。但中方坚持要与美方同步生产,最后美方提出,先用CKD方式由中方组装,以此为起点,逐步实现国产化,在掌握了这款车的技术后,再逐步过渡到自己生产。
期间,中美双方又为一件事发生争执。1984年7月,中方技术人员设计出了一种新的车型,这款车型是中方技术人员多年心血的结晶,中方希望与美方在此基础1:1进行联合设计改进。但美国的技术人员对中国人设计的车型不买账,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共挑出了200个问题,基本上否定了中方的方案。为此,双方发生激烈的争论。
双方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新成立的合资公司的产品究竟怎样定?1984年10月,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董事会在美国底特律召开,双方经过反复讨论,重新确定了北京吉普公司的产品定位,考虑到自身的技术实力以及合资公司运营后立即就要拿出产品投放市场,否则将面临亏损的命运,中方放弃了联合设计新车的要求,确定由美方提供切诺基散件,由北京吉普合资公司进行组装并销售,以此为基础逐步实现国产化这样的模式进行合作。
一直到1984年年底,几个月过去了,除了几张总装配图外,切诺基的全套图纸和相关资料却迟迟没有到中国。图纸资料不到,生产建设无法进行。此事不仅中方着急,美方总经理查特顿更是急不可耐,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底特律的公司总部打电话催促,但公司总部却一再支支吾吾,动作迟缓。后来才了解到,美国汽车公司的控股方法国雷诺公司将美国汽车公司的总裁换了,新任总裁来自法国雷诺公司名叫戴德瓦代。戴德瓦代上任后交代“不能全套供应图纸,图纸发放的进度要看中方国产化的进度,每国产化一个零部件,发放一份图纸。”
经过紧急商量,北京吉普董事长吴忠良和中方副总经理赵乃林决定亲自赴美交涉,要求美方履行合同。1985年元旦,北京城里已经孕育着浓浓年味,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鞭炮硝烟。吴忠良、赵乃林赶赴美国,下飞机后,两人直奔美国汽车公司总部,要求美方解释不履行合同的原因。
德瓦代的解释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歧见:“根据我们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经验,一旦将全部技术拿到手后,我们的存在将变得毫无意义,他们会将外国人赶走。”
戴德瓦代此言明显违背合同条款,在吴忠良与赵乃林的严词诘问下,戴德瓦代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吴忠良强硬地表示,根据双方共同签订的协议,合资公司将保留采取进一步行动的权利,这样切诺基的图纸才给中方发过来。
北京与美国的合资和上海与德国的合资基本同时,但到了1985年,上海桑塔纳已经开始生产,看到满地跑的桑塔纳,北京市政府、一机部希望北京切诺基也尽快地投产。经过近10个月的努力,1985年9月26日,首批BJ2021切诺基驶下生产线。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来到组装线前给崭新的切诺基剪彩。1987年,北京市政府将当时第一辆切诺基赠送给美国华盛顿市长马利恩·巴利。这辆车参加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大游行,并珍藏于华盛顿博物馆。
纵观北汽与美国汽车公司合资生产切诺基的历程,这条路从开始就走得很不顺。1985年9月,第一辆自己组装的切诺基在北京吉普公司下线。新的切诺基刚上市反应还不错,因为当时国内轿车产量很少,好路坏路都能跑的切诺基还算销得不错。但随着国内合资轿车企业数量增多,合资品牌轿车品种不断增加,而美方没有新车的投放,加之切诺基的市场有限,北京吉普公司的发展受到了考验。尽管如此,企业合资也促进了北汽产品技术的提升,北京吉普公司在引进切诺基后,将许多技术移植到BJ212越野车上,进行了百余项改进,延长了其生命周期,大幅提升了技术水平,发动机功率由原来的75马力提高到85马力,并首次在国内采用子午线轮胎,解决了危及行车安全的侧滑问题。选用四速变速箱,前进档之间采用了同步器,改善了换档性能,车身面漆也由单调的草绿,发展为白、红、蓝等多种颜色,产品由军用扩展到民用。一系列改进使北京212吉普青春常在,谱写了汽车行业的老兵新传,直至今天,改装后的北京吉普在市场上仍然有销路。
1995年北汽的产量达到了82000多辆,这是北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但其中只有2万辆切诺基。而北京吉普2020却有6万多辆。切诺基产品亏损,而北京吉普系列产品的纯利润则达到3.5亿。
北汽合资还带来了北京汽车生产资源的分化重组,也深刻地影响了北京汽车产业发展的走向。与国外汽车巨头合资,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和产品,发展中国的轿车工业,这是历史做出的抉择。合资建设加快了中国轿车工业发展的步伐,培养了人才,锻炼了队伍,中国人民现在正在享受这一成果。合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包括现在议论最多的有关自主发展,自主知识产权等问题,这些都是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主客观原因造成的,应该说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过去,用今天的观点来指责甚至非议过去。我们的前辈所做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北京吉普公司的合资过程也是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史的组成部分,我们应当尊重历史。在回顾历史时总结出经验与教训,避免重复过去的教训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要做的事情。
如今,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中国的汽车工业并没有被外国公司冲垮,这些年反而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发展,已成为汽车的年产销2000万辆以上的消费大国和制造大国,正在向汽车强国的目标奋进。
“北 汽 福 田”改 革 的 硕 果
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张力
公元1994年,神州大地,改革大潮风起云涌。
为了发展经济,全国各地国有企业改革的弄潮儿都在思变、都在探索……
首都北京,山东诸城,两个不同地域的企业正在蕴育着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
资产重组成为发展的突破口。此时,座落在胶东半岛东南部的诸城市正在进行着国企改革的新探索。时任诸城市委书记的陈光和诸城机动车辆厂厂长王金玉,正在紧锣密鼓的运作着如何开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新领域,盘活国有企业的存量资产,实现跨地区国有资产重组的壮举。
山东诸城这个沿海开放的古城,历来就是地杰人灵,陈光他们经过一番谋划,向北京汽车抛来了要与北汽摩公司联姻的“绣球”。
当时的北汽摩公司,在四十多年的发展中,一方面形成了生产与技术的巨大优势,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资产积淀、部分资产形不成规模效益的问题。企业曾用500万美元引进的日本冲压线始终没有能够很好的发挥优势,经过11年艰辛努力形成的BJ1022轻型卡车技术没有形成批量,没有占领市场,北汽摩的发展也遇到了严峻挑战。
“盘活存量资产,从存量寻求发展的突破口”,这让两个企业,形成共识。这一跨地区资产重组,通过市场实现资产优化配置的大胆构想得到了北京市委、市政府,诸城市委、市政府和北汽集团总公司领导的全力支持。
1994年1月18日,山东诸城机动车辆厂携带576万元净资产成建制无偿并入北汽摩公司,更名为北汽摩公司诸城车辆厂,成为北汽摩公司设在诸城的一家专业厂。实现了以资产为纽带,以产品、技术为衔接的有机结合。这种新型的联合为汽福田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国企的改革趟出了一条新路。当时,《人民日报》以“自带嫁妆找婆家”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对跨地区国有资产重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我们用今天视角去回顾历史,此举,是诸城机动车辆厂和北京汽车改革与发展历程中十分关键的一个举措,实践证明,正是这一壮举,才造就了今日的福田汽车。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于1998年9月6日,曾经对北汽福田公司发展的道路做过精辟的阐述,他说:“只有通过资产重组和经营机制转换,才能使国有大型企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福田公司给人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深刻的。企业能否走出原来的困境,能否成为有竞争力的、效益好的市场主体,要依靠‘三改’,即改革、改组、改造。福田公司为此提供了有说服力的例证:改革,首先指产权改革;改组,主要是指跨行业、跨地区的资产重组;改造,则是指在经营机制转换的基础上,引入资金,实现技术改造。福田公司已经做到的,我相信其他企业经过努力也是能够做到的。”
四年“三大步”奠定发展基础。北汽福田公司从1996年诞生之初,怀抱着引领民族汽车工业走向世界的远大抱负,通过有目标、分阶段地系统安排和有序推进,历经十六年、通过两个阶段的创新实践,实现了商用车全系列发展,销量连续7年居全国第一。
2010年,福田汽车产销量突破68万辆大关,继2009年突破60万辆后,再次高居全球用车销量榜首。自2009年以来,福田汽车连续两年销售新能源汽车突破一千辆,稳居行业销量第一,成为新能源领域当之无愧的排头兵企业。短短十五年,成就了福田汽车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的梦想,并为下一个十年的全球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公司创立阶段的“四年三大步”,到公司发展黄金十年的“新三步”,可以看出,福田汽车每一次成功步伐的迈出,都渗透着对历史机遇的理解和把握。在近十六年的发展历程中,福田汽车始终在瞬息万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中,保持着勇立潮头的先锋精神,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极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以及科学的战略管理创造了令业界称奇的“福田速度”。
90年代后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私营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期。经济的活跃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也带动了商用车需求的快速增长。福田汽车通过对外部环境及自身能力的分析,面对汽车市场缺重少轻,产品单一的现状及未来轻卡业务的发展前景,做出了精准的业务定位,选择以轻卡为切入点,撬开汽车行业的大门。
公司自1996年创立之初就制定了明确的战略目标:到2000年,实现中国轻型商用车第一,确立中轻型商用车第一品牌地位;集聚社会资源,坚持低成本扩张道路,实现市场的快速突破;以城乡结合部为中心,上下延伸农村市场和城市市场,形成全市场覆盖以及首先做强轻型车,再布局重型车的发展战略。
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福田公司实施了“三步走”的战略举措,通过四年“三大步”,奠定福田发展基础。
第一步:1996年8月28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福田公司成立。“百家法人造福田”在当时被业界传为佳话。在100家法人构成中,有55家主机配套厂,45家经销企业,遍布全国13个省、市、治区,遍布了汽车产业链上下游的多个企业。“百家法人造福田”使得福田汽车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创立阶段的历史性跨越。
第二步:1998年6月,福田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通过股票上市,实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对接,为产业扩张提供了有力的资本支持。
第三步:2000年8月,福田汽车完成产业区位、管理区位调整,确立以北京为管理运营中心、辐射全国的产业布局。2000年8月,福田汽车在北京建立起了经营决策中心和战略管理中心,在山东、湖南等地成立经济型汽车生产基地。
在公司战略的正确指引下,经过全福田人共同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到1999年,一举夺得中国轻卡市场份额第一,2000年福田轻卡销量达12万辆,确立中国轻型商用车第一品牌地位,奠定了全系列商用车发展的基础。
除此之外,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福田汽车还建设形成了企业的分销能力和研发能力。整合社会网络资源,创新型地建立福田特色的分销体系,形成了覆盖全国的销售与服务网络;培育研发能力,形成轻型车的开发能力,重点发展了车身及匹配技术。
同时,公司的战略规划及战略管理能力也得到了不断提升。组织搭建更加合理,研究能力极大提高,战略管理也趋于规范化和科学化。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建立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研究及竞争研究体系,形成对公司产业型的战略研究支持。
十年“新三步”实现由大变强。进入21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加入WTO,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迅速发展,都将大大刺激商用车的发展,尤其是重型商用车的发展。
公司在轻卡产品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认真审视外部环境的这些变化,做出了新的战略布署:2001年起,福田汽车从轻卡业务向商业价值最高、科技含量最大的中重卡业务拓展,同时缜密谋划商用车的全系列发展。公司战略明确提出:抓住机遇,集中资源,用十年时间,把福田汽车打造成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销量进入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通过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整合全球资源、培育自主研发能力、谋求国内并购和战略联盟、谋求在关键零部件领域布局、坚决实施企业的内部改善,谋求低价格能力转化为低成本能力等一系列战略举措,使得企业在黄金十年的大发展阶段实现由大变强,由中国福田向世界福田的转变。
为有序推进战略目标的实施,公司设计了分三步走的战略路线,简称“新三步”战略。
第一步:2001年-2003年,“外延扩张、做大规模”阶段。实现商用车核心业务--中重卡的重大突破是这一阶段的关键任务。2001年8月,福田欧曼重卡的亮相,标志着这一阶段的正式启航。
第二步:2004年-2006年,升级商用车产品,发展新能源汽车产品和多功能车系列产品,以“内涵增长、结构调整”为经营方针,逐步完善汽车产品结构,实现了商用车全系列发展。继欧曼中重卡业务突破后,福田汽车横向拓展欧辉客车,并推出欧马可高档轻卡等产品。2004年11月,欧辉客车上市、2006年3月欧曼ETX和欧马可同步上市。至此,福田汽车形成了微卡、轻卡、中重卡和客车及专用车、改装车全系列发展的格局。
第三步:2007年-2 010年,通过持续调整产品结构,提升组织能力,夯实发展基础,提高员工素质,深化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形成福田汽车全球化布局。
2001年-2010年是福田汽车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时期,被福田人看作是企业发展的黄金十年。十年新三步实现商用车全系列发展。通过“新三步”战略的实施,福田汽车实现了从大到强、从单一轻卡业务转入全系列商用车的发展历程。2002-2010年,福田品牌价值总计增长近300亿元,年均品牌增长率超过32%。2009年,福田汽车以339.71亿元的品牌价值位列“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第34位,商用车第一位。2009年至2010年,福田汽车连续两年摘取全球商用车销量第一的桂冠,从而确立了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的地位。
同时,福田汽车在黄金十年期间还重点提升了公司的研发能力、营销能力、供应链整合能力和组织能力。形成商用车全系列研发能力,实现研发能力国内领先;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再造优势,将服务网络打造成核心竞争力;牵手戴姆勒、康明斯两大国际巨头,整合全球资源,初步形成了资源和管理上的全球化布局。
期间,福田公司战略制定及战略管理能力也实现了大幅提高。逐步建立了以产业研究及商业价值发现为导向的战略开发体系、战略管理体系;技术研究和产品定义能力初步形成。实现宏观一产业-市场-产品四大模块相互衔接的系统研究能力,为公司商用车业务全系列开展及全球化推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2010年,福田公司根据新的内、外部环境制定了“福田汽车2020”战略,明确指出:福田汽车将继续抓住机遇,调整提高,坚持走以内涵增长为基础的业务扩张道路,在过去十六年发展的基础上,再经过十年努力,把福田汽车造成世界级主流汽车企业。在“内涵增长、结构调整、全球化”的经营方针引下,做世界标准的“中端产品”,施“5+3+1”战略、链合全球资源,通过商业模式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开发等方式,不断提升福田汽车品牌形象及全球竞争力。
福田汽车自主品牌发展之路。从1996年8月28日,北汽福田公司成立,福田人以创业者的激情和敢为人先的胆识开辟了一条中国自主品牌汽车发展之路。十六年来,四万福田人践行“热情、创新、永不止步,团队第一、个人第二”的福田核心价值观,不断改变与创新,创造了世界产销第一、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的奇迹,跻身全球商用车第一阵营。面向未来,福田汽车高瞻远瞩,提出了雄心勃勃的“福田汽车2020”战略,开启了“世界品牌 北京创造”的新征程。
无论在“四年三大步”创业初期,还是在“新三步”发展阶段,还是在“产业突破、超越、领先”的未来发展中,“福田速度”频频吸引着公众的眼球,中国汽车界更是对标福田速度,加快自身发展。
北汽福田公司成立十六年来,累计产销汽车超500万辆,产品全部都是自主品牌,连续五年位列中国商用车第一名,在全球商用车领域排名第二(2009年跃居第一位),其中,轻型卡车连续10年市场第一。福田汽车成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成长性最好的企业。到2020年,福田汽车年产销过400万辆,销售收入5000亿元,将建成世界级汽车企业,这将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做出新的贡献。
北汽福田与德国戴姆勒公司的合作。俗话说:家有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在北京·戴-克奔驰公司项目落定后,戴-克希望能够尽快与福田汽车展开合作,并形成合资企业生产戴姆勒和福田双品牌产品的构想。为此,德国戴姆勒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亲自来北京,亲自考察了北汽福田公司。之所以北汽福田与戴姆勒合资生产重型卡车和发动机,那是因为德国戴姆勒公司看中了北汽福田公司,2010年7月14日,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与德国戴姆勒公司合资生产重型卡车和发动机项目正式获得我国政府相关部门的核准批复。7月1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出席了双方合资合作签约仪式。
双方合资项目总投资为63.5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56亿元人民币,双方按照50:50股权成立中重卡合资公司,其中,福田汽车以现有的欧曼业务可拆分资产经评估后的28亿元人民币出资,戴姆勒以等值现金出资,合资年限为50年。
合资公司将生产福田汽车现有的“福田欧曼”中重卡产品和戴姆勒许可的排放标准和动力分别达到欧V和490马力的OM457重卡发动机,达产后,整车生产能力为10万辆/年,OM457发动机为4.5万台/年。
此外,戴姆勒将凭借全球运作经验和高端卡车及发动机生产的技术优势为福田汽车提供生产和营销网络等方面的支持,而福田汽车将保留“欧曼”中重卡产品专有技术、专利、品牌等无形资产的海外市场的使用权和所有权,戴姆勒将提供技术和专家支持,帮助合资公司提升产品质量升级。
合资成立的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将主要开拓俄罗斯、中南美洲、南亚地区。在这些地区,奔驰品牌的营销网络将向欧曼品牌开放。
“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2003年,北汽控股(北汽)与戴-克公司(戴姆勒公司的前身),双方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除了成立北京·戴-克奔驰公司外,福田汽车与戴-克在商用车领域的合作也包括其中。在北京·戴-克奔驰公司项目落定后,戴-克希望能够尽快与福田汽车展开合作,并形成合资企业生产戴姆勒和福田双品牌产品的构想。
2004年发改委颁布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明文规定:“同一家外商可在国内建立两家(含两家)以下生产同类(乘用车类、商用车类、摩托车类)整车产品的合资企业。”
当时的戴-克已经确立了与福建汽车工业公司和扬州亚星的合资关系。为了达到合资的目的,福田汽车尝试出面收购亚星-戴姆勒,因为根据产业政策中的说法,“如果与中方合资伙伴联合兼并国内其他汽车生产企业可不受两家的限制。”但由于扬州市政府的反对和亚星-戴姆勒沉重的债务包袱,福田汽车放弃了此次收购计划。
2006年,迫于无奈的戴-克与福田汽车另辟蹊径--避开合资,定向增发。在A 股上市的福田汽车公布了定向增发方案,宣布以每股2.75 元向实际控制人北汽控股和戴-克定向增发股票,其中,外国战略投资者戴-克占增发后新股本的24%,成为福田汽车的第二大股东。按照双方定向增发的设想,如果获批,双方仍走双品牌发展战略,并在合资公司生产戴姆勒品牌发动机。
尽管这个定向增发方案有意避开了25% 的合资线(根据规定,外资股份达到25%就是中外合资企业),但是仍然没有得到发改委等政府部门的批准。一方面,从2007年开始,中国股市迎来一轮超级牛市,福田汽车的股价一下蹿到16元以上,按每股2.75元的价格向外资企业增发,自然有“贱卖”之嫌;另一方面,发改委“不管是25% 还是1%,都是合资企业”的认定,让福田汽车与戴-克的合作又一次无功而返。
2007年,戴-克从亚星-戴姆勒退出,终于腾出了一个合资名额,也让戴-克和福田汽车的合作出现了转机。2007年底,戴姆勒与克莱斯勒分家,分家后的戴姆勒开始和福田汽车回到谈判桌前。而这一次,戴姆勒放弃了双品牌战略的想法,福田欧曼这个土生土长的中国品牌成为了双方共同支持发展的惟一对象。
2008年8月,福田和戴姆勒签订合作意向书,按照50:50 股权成立中重卡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将生产福田欧曼品牌的中重卡产品和戴姆勒发动机。然而,这一项目一直没有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审批。
其间,合作双方对于协议有关内容也在博弈之中,由于合资公司使用的是福田的自主品牌,而一般而言自主品牌的出口和海外建厂不受限制,而此前,戴姆勒要求福田汽车海外建厂需要征得戴姆勒的同意,而福田希望合资公司能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所以一拖再拖。
时至2010年,商用车市场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也是戴姆勒做出让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长达八年的马拉松谈判终于修成正果。这桩历经8年漫长审批路的合资项目,最后的审批环节倒也很有戏剧性,这是赶在德国总理访华的机会,国家发改委特殊审批通过的。7月16日上午,在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共同见证下,福田汽车与戴姆勒的合资项目终于签订了一纸“婚约”,随着这份“合资经营合同”的签订,戴姆勒在乘用车和中重卡业务领域均已经与北汽展开合作,共同开拓中国乃至全球市场。发改委的审批已经通过了,北汽福田与戴姆勒的合同签订后,双方将联手做好相关工作,尽快上报国家商务部,等商务部作出最后审查。
2011年9月26日,国家商务部出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资审字[2011]0018号),正式批准了“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成立。企业地址在北京市怀柔区红螺东路21号,企业类型是中外合资企业,合资经营年限为50年,投资总额63.506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56亿元人民币。投资各方出资额为: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资产设备出资28亿元人民币,戴姆勒股份公司以等值外汇出资22.4亿元人民币,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以等值外汇出资5.6亿元人民币。合资企业经营范围包括:开发、设计、装配、制造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及发动机,批发和零售中型卡车和重型卡车、发动机及与该等产品相关的零部件,提供与公司产品有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物流服务和售后服务。
根据国家商务部《关于同意设立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的批复》(商资批【2011】1089号),生产规模为:年产10万辆中、重型载重汽车和4.5万台戴姆勒OM457系列发动机。
2012年2月18日,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2012年7月9日,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开始正式运营。同日,北汽福田通过与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合作成立的合资企业生产的首台卡车在怀柔下线。戴姆勒藉此成为在中国市场汽车生产门类齐全的外资企业,既生产轿车,也有大型载重卡车。 福田戴姆勒公司还计划在中国开设第二家卡车生产厂,以将产能提高到16万台。
把中国的自主品牌打入全球市场。北汽福田与戴姆勒公司合资合作的目的是:北汽要把自己的自主品牌汽车打入全球市场。北汽福田与戴姆勒公司合资合作的深远影响也在于此。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北汽福田与戴姆勒的合资合作签约仪式上说:“今天北汽福田与全球最大的卡车制造商戴姆勒合资合作签约,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北汽福田与戴姆勒的合资合作,增强了北汽福田在中、重卡领域的竞争力。同时,这也将进一步深化北汽与戴姆勒的战略合作。”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金玉也表示:“我们将利用戴姆勒在卡车技术方面的专长,进一步扩展我们在商用车领域的发展。新合资企业的成立标志着福田拓展全球业务及合作的进展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福田自1998年进入卡车市场后,业务经历快速发展,2009年公司销售了8余万台重型卡车产品,并在中国的中、重型卡车细分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在中、重型卡车细分市场的销售及服务网络方面,福田将为合资企业提供中国及亚洲市场的专业知识。戴姆勒卡车将为合资企业带来其技术专长支持,特别是在柴油发动机及废气排放系统方面,以此满足相当于欧V的中国排放标准。合资双方将以福田卡车品牌--福田欧曼产品,供应中国市场及出口需求。
戴姆勒股份公司首席执行官蔡澈博士就签约仪式评论道:与北汽福田的合资合作,是戴姆勒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通过持续的努力,使戴姆勒的产品在中国的各个汽车细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在与极具潜力的中国市场共同成长的同时,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
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会成员、戴姆勒卡车总裁Andreas Renschler表示:发改委正式批准与北汽福田在华建立合资企业,标志着戴姆勒卡车总体战略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合资企业的成立为我们在中国实现销售增长、提高赢利能力及进一步扩大在华业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福田作为全球伙伴范围内的重要合作伙伴,双方也将进一步开拓全球市场业务。
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华立新先生表示:”新合资企业的成立标志着戴姆勒将成为在中国汽车行业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在所有车型市场开展成功、深入合作的国际汽车企业。所有这些合资项目的成功实施正源于戴姆勒对于中国市场的长期承诺。
福田汽车与戴姆勒的成功合作,使得福田汽车可以快速掌握全球化发展所需资源,有利于福田形成世界知名企业品牌,提高自主研发能力和自主品牌知名度,促进中国汽车工业自主品牌战略的发展,真正实现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打入全球市场的梦想。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北汽福田公司早在2008年就开始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扩大营销,一方面在海外建厂。
2008年12月1日,北汽福田公司全资在俄罗斯建立“俄罗斯福田汽车有限公司”,规划到2014年一期工程产能10万辆,二期工程产能达15万辆。主要产品为中、重卡,轻卡。2008年前期已投入200万美元。
2011年9月1日,北汽福田公司在印度投资建设“福田汽车印度制造有限公司”,规划一期产能12万辆,二期产能达20万辆。主要产品为中、重卡,轻卡。2008年前期已投入200万美元。主要产品为中、重卡,轻卡、微车。投资总额24亿元人民币。
这次福田汽车与戴姆勒的成功合作,使得北汽福田公司国际化经营有了新的发展和跨越。
回首福田公司过去的十六年,他们创造了福田先进的企业文化,福田锐意进取的企业精神,坚持了福田科技领先,培育了高效务实的汽车福田团队。在福田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富有远见、定位精准的公司战略指引下,不断开拓进取,克服一切阻力,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实现了福田汽车从无到有、从弱变强的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的伟大目标。
展望未来,福田汽车必将在“福田汽车2020”战略的指引下,经过福田人的努力,一定会把可能变为现实,去实现打造世界级企业的伟大理想。
北汽福田----难忘的2012。2012年,是北汽福田公司走过的第16个年头。2012年,我国汽车行业进入低增长时期,再次遭遇“寒冬”,而作为商用车行业翘楚,北汽福田公司再次领衔国内商用车行业,收获62万辆的销量,市场份额同比提升0.5%。对北汽福田公司而言,比销量和市场占有率这些“硬”指标更有价值的是,福田“软”实力的提高--五大战略成功转型,成功实现多方面领先。同时,北汽福田公司的品牌价值也跃升至428.65亿元。在北汽福田公司看来,取得2012年的一切成绩算不上惊喜,因为这些都是福田战略规划的必然结果。2009年,北汽福田公司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2020 战略目标。这个战略对于福田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目标和步骤都有清晰明确的安排。福田2012各种“硬”的和“软”的成果,恰恰是福田多年来的积淀,是北汽福田公司2020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北汽福田公司第三次转型中的关键一年和成为全球商用车第一品牌的重要一步。
挑战“寒冬”结硕果。2012年,在中国经济趋缓,商用车行业下滑的大环境下,有人称之为汽车产业的“寒冬”。而北汽福田公司笑傲“寒冬”、奋力拼搏,用他们的智慧和汗水获取得了市场成果、研发成果和全球制造中心三大成果,成为中国汽车商用车阵营的佼佼者。
从市场成果上看,北汽福田公司从2004年开始成为中国商用车领域销量第一,2012年继续保持第一位次。2012年北汽福田公司市场占有率16.4%,其中中重卡位居国内行业前三甲,轻卡从1999年保持第一至今,市场占有率高达21.2%。北汽福田公司16年累计销售整车超过550万辆。更重要的是,福田的产品结构也实现了向以中高端产品为主的逐步转型:福田欧曼重卡市场份额提升近2个百分点;奥铃品牌销量突破7万辆,同比增长13.5%,市场占有率达到30.4%,这已经是奥铃销量连续四年在国内中高端轻卡行业增幅第一。
2012年,北汽福田还形成了遍布全球的分销网络。北汽福田公司现有分销网络2877家,实现分销渠道全国区域完全覆盖,在海外90多个国家建立了246家海外销售网络,建立了777个服务站。除了分销网络,福田还形成了全球服务中心。北汽福田公司现有服务网络6600余家,遍布国内及海外90个市场/地区,为全球市场销售提供了坚实的服务保障。2012年实现了北京、山东两个全球配件物流中心的正式运营及全球服务培训中心、呼叫中心的升级,通过全球三大平台的运营,推动了北汽福田公司客户服务能力的快速提升。
从研发成果上看,北汽福田公司通过16年的投入、沉淀和积累,形成了以北京为主体的科技创新中心,自主研发能力实现领先。北汽福田公司工程研究总院成立16年来,目前已累计投入300亿元用于研发能力建设,200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从产品创造能力上看,北汽福田以北京为中心链合全球科技,为全球客户打造一流的产品,为全世界提供世界标准的中端产品。新能源汽车领域,福田成为国内首家具备独立整车研发能力并形成批量生产的汽车企业,已经完成6000余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投放,在国内市场实现了新能源汽车的领先。发生在2012年的这几件大事也许有助于了解北汽福田前进的步伐:5月23日,福田康明斯第10万台发动机在北京下线。根据福田康明斯目前的整体规划,今后的3到4年,将迎来第100万台发动机下线;8月28日,欧曼全球制造与运营中心--北京福田戴姆勒汽车有限公司开始运营,标志着福田与戴姆勒进入全新的合作发展阶段;9月13日,福田重型机械项目在怀柔奠基,总投资25亿元,设计产能两万台套,将成为全球最大的重型机械工厂。
除了国内基地开花结果外,福田在海外也有斩获。按照5+3+1战略部署,2012年福田印度事业部已经正式成立,印度工厂即将奠基;俄罗斯工厂投资意向书也已签订。
“集成”与“链合”的动力。管理学上有句名言,企业发展取决于资源配置的能力。深谙此理的北汽福田公司,始终以智慧的方式和高效的方法配置着全国以至于全球的资源。通过联盟,福田不但扩大了企业实力,同时也构建起领先于行业的竞争优势,打造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正是得益于正确合理地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全世界优秀的、合适的资源都能为“我”所用,福田才能一直领跑中国的商用车行业。
在选择联盟伙伴方面,北汽福田公司已经站在了国际化的高起点上。她与世界汽车领域最著名的两大企业--戴姆勒和康明斯组成稳固的战略联盟,从而占据了重型车和轻型发动机两大制高点,技术升级、全球布网,构建世界级的业务组合,形成了世界级的企业发展能力。
此外,北汽福田公司还链合相关企业,形成有力的战略联盟,推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寻求到整个产业链的竞争优势。
回顾2006年4月,北汽福田公司携手潍柴动力、德国BOSCH公司和奥地利AVL公司等产业链的三家企业,签署“缔结国际化战略联盟”的协议,这对中国汽车产业链合创新,实现共赢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中国汽车自主创新的一个全新模式--集成知识,链合创新由此被首次提出。
紧接着2009年3月13日,国内首个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北京新能源汽车产业联盟在北汽福田公司正式宣告成立。该联盟整合了国内新能源领域的优势资源,包括整车企业、零部件企业、科研院所以及终端用户等。
之后的2010年8月,“可持续新能源国际联盟”在北汽福田公司揭牌。加入国际联盟的企业包括IBM公司、AECOM公司、伊顿公司和北汽福田公司、中信国安盟固利公司以及大洋电机有限公司。这一联盟致力于积聚联盟成员各方面的产品和资源,从而为世界范围内的用户提供可持续性的新交通系统解决方案。通过联盟伙伴间深入的价值链环节链接关系,能够实现价值链环节之间链接的低成本和快速度,为北汽福田公司创造更多价值以及创造传统组织结构所无法比拟的竞争优势。
践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福田2012年的成果,既离不开战略规划的设计,更离不开具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践行。在北汽福田公司发展的一系列具体实践中,科技始终都是驱动福田发展最强大的动力。
当初,在1996年8月,北汽福田公司工程研究院成立。目前,两级研发机构共有人数4000余人。工程研究总院下设1个设计院,11个设计中心,8个职能部门,1个电池工厂,1个德国斯图加特研究中心的创新机构。
在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方面,福田同样引领着行业的未来。2003年,北汽福田公司就开始研发设计各类新能源汽车,并通过整合内外部研发、制造和零部件资源,在新能源产业领域探索实践。2007年,北汽福田公司成立了新能源汽车技术中心,用以开展纯电动、混合动力等整车项目及相关零部件的开发研制工作。2008年1月,30辆福田欧辉混合动力客车正式交付广州一汽巴士使用。至此,福田欧辉混合动力客车开始商业化运营,在国内率先实现了新能源客车的产业化。2008年底,国家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联合向北汽福田公司授予“北京新能源汽车设计制造产业基地”牌匾。如今,北汽福田公司已发展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领域中最早实现产业化、产品线最全、产销量最大的企业。
从整体产品布局上,北汽福田的产品线从单一轻卡业务到全系列商用车,再从全系商用车向乘用车、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延展,北汽福田公司产品布局日渐全面和丰富。
成立16年来,北汽福田公司始终坚持科研开发,不断追求卓越,推陈出新。在产品创新方面的努力,使其羽翼渐丰,产品种类的丰富、技术含量的提升,是其保持领先的资本。
卓越管理引领未来。2012年的北汽福田,不但成功实现了五大转型,在管理上更是快人一步。当今,中国商用车企业和国际商用车跨国巨头相比,最大差距不在技术,不在资金,而在管理。可以说,谁在管理上最先和跨国公司看齐,谁就能最快步入世界领先商用车品牌行业。
北汽福田在1996年成立时,就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以市场为导向进行研发和生产。1998年,福田成功上市,引入社会资本,让企业的管理更加规范化,同时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资金。
就在其他企业步福田后尘,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福田又未雨绸缪,不断进行业务结构调整和重组。在业务架构逐渐清晰的同时,北汽福田公司业务战略也迈向多业务管理模式,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有效整合资源,福田提出多种创新管理模式。例如,在各重卡企业2013商务年会上,听到最多的一个词是“分品系营销”管理。而最先开始这种营销模式的,恰恰是福田。当这种模式目前已经在商用车领域成为一种标准,被各个商用车企业争先模仿使用时,福田又提出了向“行销”转变的理念。可以预见,“行销”必将成为未来几年各企业营销的发展方向。
在2010年发布的“北汽福田公司2020”战略中,明确规划了北汽福田公司的六大产业架构:即未来北汽福田公司将以汽车与新能源汽车为主题,通过“集约经营、关联拓展”,向重型机械、新能源电池、金融产业、现代物流、信息技术服务等黄金价值链延伸。此外,北汽福田公司还将实现包括由低端转向高端;由投资转向消费;由研发生产投资类产品向消费类产品转型;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拓展生产性服务业;由国内转向国外,先针对发展中国家,后针对发达国家,拓展全球市场;向黄金价值链延伸,进行价值链延伸开发在内的“五大战略转型”。
在公司内部管理方面,北汽福田公司明确提出了搭建“1+N”的管理架构,其中的“1”是指总部,即负责战略与控制、预算与绩效、产品创造、服务平台;“N”是指运营主体,分为事业本部/事业部两类,主要负责按产品类别划分的各业务单元的运营,转型为面向市场竞争的主体,在产品创造的基础上实现价值最大化增值。正是因为北汽福田公司“远见卓识、引领未来”的品牌理念具有价值性、稀缺性、难以模仿、不可替代等核心特质,才使其成为北汽福田公司保持持续竞争的优势。
战略远见决定成功。预则立,不预则废。北汽福田公司能在2012年取得各种成果,并非偶然所得,而是成立16年来,每一次富有远见的战略规划的执行成果。自成立以来,北汽福田公司通过改革、调整、实践,顺利完成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略转型,目前正在实施第三次战略转型。第一次战略转型从1996-2000年,是战略起步阶段,通过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的横向纵向重组,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了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体制创新,并通过上市打通了产业与资本的通道;第二次战略转型从2001-2010年,是商用车全系列阶段,从单一产品横向拓展到商用车全系列产品,企业管理由简单的公司管理转型为集团化管理,成长为中国商用车第一品牌;第三次战略转型从2009年提出北汽福田公司2020战略开始,计划在2010-2020年用10年时间,实现北汽福田公司全球化战略,把北汽福田公司打造成世界知名品牌、商用车的领导者。到2012年,本次战略转型已经实施了3年,北汽福田公司计划再用两年时间,迈出第三次战略转型的第一步。
北汽福田公司2012年的实践,既是收获,也为未来引领行业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寒冬”即将过去,春天就要到来。远见卓识让北汽福田始终站在行业的前端,也必将让北汽福田继续引领中国商用车企业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
北汽福田公司成立16年来的飞速发展,实现了由小变大、由大变强的转变,我们深信,北汽福田在未来一定能够实现由中国福田向世界福田的蜕变。
“北京现代”------圆梦时刻
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张力
苍天不负苦心人,有志者事竟成。
公元2002年,刚刚从“死拼九九,决战2000”的腥风血雨中走过的北汽人,迎来了与韩国现代汽车的“第二次握手”。
十年之前的1992年,时任韩国现代公司会长的郑周永曾经与北汽“第一次握手”谈合作,结果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否定了。十年之后的今天,机遇又来到北汽人的面前,“十年”,对于人生和企业生涯能有几个十年?北汽不能再等了!
“人生能有几次博?”,此时,北汽人更加清醒的认识到:这次抓住北京现代项目就是北汽人的圆梦时刻,这次抓住北京现代项目就会实现北京汽车历史性的转折。
选择与韩国现代汽车合作。为什么北汽选择与韩国现代汽车合作?当初,政府主管部门和业内外一直颇有微词。作为韩国最大汽车企业的现代汽车公司,是全球20大汽车公司之一,当时在2001年美国市场排名第七。与全球其它领先的汽车公司相比,创立于1967年的现代汽车历史很短。但它的历程却浓缩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史,它从建立工厂到能够独立自主开发车型只用了18年(1967-1985)。我们从现代汽车的“LOGO”看到,在现代汽车公司的标志椭圆内的斜字母H是现代公司英文HYUNDAI的首个字母,椭圆既代表汽车方向盘,又可看作是地球,两者结合寓意了现代汽车志在遍布全世界。
1967年,全世界最大的汽车市场北美地区,突然窜出一匹亮丽的黑马,韩国现代车生产的“小马(pony)轿车”,平滑的车身配置1.238l及1.439l两款发动机,以5900美元的空前超低价位,切入北美车市的最基层----大众车市,一下子引发消费者及产业界的极度震撼,也为韩国现代汽车厂打响了名号。
制造这起“爆炸性”销售风潮的是韩国现代企业集团的统帅--郑周永先生,他以独具风格的“现场主义”,适当的配合韩国政府的产业政策,在过去四十年间,将一所汉城小街上的汽车修理店面,扩展为世界五百大企业排名第十五名的企业集团,这就是现代的奇迹。
勤奋、执着的郑周永先生出生在现属北朝鲜的江原道通川郡一个贫农家庭,小学毕业后就四处打工维生,起初是做手推车工来过活。立志奋斗的郑周永先生于1942年,用不多的资金开办了一家汽车修理厂。
朝鲜战争战结束后,他借助曾经做手推车工的建筑工地方面的经验,最终在建筑业界获得一席之地,并且因为参与建设驻韩美军营舍、军修护用车辆等事务打下了日后与美国福特汽车合作设厂的伏笔。
那时,他趁着在建筑界风生水起的大好时机,以在1962年经营贸易及制造机械、汽车零件而设立的现代洋行为基础,于1967年的12月与福特汽车公司合作,创立了现代汽车,正式向重工业进军。早期是以福特corte-ira及granadae两款车做基准车,然后开发适合韩国使用的车种,也许是经营的理念无法达到共鸣,结果成绩平平。于是,郑周永于1967年另与日本三菱集团的汽车部门签订技术合作,研发“小马(pony-)”汽车,由于三菱车厂全力支持技术移转,造型简洁俐落,经济省油的小马汽车,具备了良好的性能与实用性,上市后在海内外都赢得很高的评价,特别是首度进军北美,即一炮走红。现代汽车生产的“小马”汽车群驶向世界的最大北美汽车市场的良好势头,让郑周永领悟到“高品质”才是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于是他不仅大量投资于研发部门,还在三菱汽车的技术支持下,不断更新各样生产设备,例如最新的计算机操控机器人,符合英国Mira、日本mc标准的测试仪器等一应俱全,使产品在材料、零部件、整车完整的各阶段,都经由严密的检测,从而保证产品的高品质。另外,他在蔚山工厂兴建长达二十公里的环状试车场,随时了解设计中的原型车,以及刚下线的新车,在各种路况及路面测试的结果,做为立即改进产品性能的参考。
郑周永先生开始考虑向海外扩张,1983年,韩国现代车在加拿大建厂,就近生产新车。1985年,应北美地区需求,而研发的卓越(excel)小轿车,一上市就被北美地区的消费者接受,1985年以8万5千辆的空前销售量,创下加拿大当年进口车的冠军纪录,同年在美国则卖出17万辆的佳绩,成了世界车坛令人感佩赞叹的一匹黑马。
对这些成绩,郑周永并不就此自满,他不仅要让现代汽车在韩国拥有第一位的市场占有率,更进一步,要在世界汽车市场上,居于主动和领先的地位。因此,他坚持要有自主开发的能力。现代汽车早在1976年,也就是建厂8年后就拥有了自己开发成功的新车型。1981年与三菱汽车合资(三菱出资10%),到1983年就开发出第二款新车,并于1985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设立年产10万辆规模的车厂。 因此,郑周永先生1992年便来到北京,谋求北汽合作,在中国建厂。
“五强梦”是韩国现代汽车提出向世界第五名迈进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必须打开中国市场。然而,韩国现代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事实上,郑周永也曾面临“是否继续生产汽车?”的重大扶择。那是1980年,刚上台的全斗焕政府励求政治清廉,为有效改善社会贫富不均的严重情况,采取抑制财团势力的种种措施,而于1980年的8月及1981年的2月毅然推行“重化工业”调整措施。面对政府强势的调整措施,郑周永只能在“充实发电设备”及“发展汽车产业”间,选择一个生存空间,结果他毫不犹豫的选择了发展汽车产业,甚至还“不服输”地回拒了通用(GM)汽车投资50%的动作,步入完成自主性的开发、生产及销售的“韩国汽车”产业时代,而现代的目标,则是让当时排名世界第七位的韩国汽车业升级为世界第五位,仅次于日本、美国、德国和法国。从1980年代开始,韩国汽车开始大量出口,在世界汽车出口国排名第6。而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韩国汽车业在西欧、美洲、东欧、中亚、亚洲和大洋洲建立生产基地,实现生产本地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海外生产体系和全球营销网络。
然而,要实现世界五强的目标,现代汽车还有很多路要走,比如一定要进军中国市场。进军中国市场对现代来说是一个新课题,在加拿大、美国市场的成功经验并不一定能用于中国市场,因为当时中国市场和现代成立之初的韩国市场相似,轿车尚处在由财富和地位象征向家用消费品过渡的阶段。尽管中国当时市场规模不大,且需求较为分散,但对现代汽车的“五强梦”却是相当关键的一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在十年内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
2000年,现代汽车在中国设立了现代、起亚“中国本部”,着力开拓中国市场。
一个“五强梦”,一个“轿车梦”,在寻梦中经历相似的现代和北汽必然会走到一起。
北京汽车诞生在历史悠久的文明古都,是首都北京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北汽从1958年开始,就种下生产轿车的情结,北汽人就开始追寻“轿车之梦”了。
北京发展经济需要振兴现代制造业,汽车工业又是现代制造业中污染小、产业链长、拉动就业和经济增长较大的产业。2001年10月17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会见了韩国现代郑梦九会长,明确表示支持北汽与韩国现代的合作。当时,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在北京内燃机总厂调研时就明确讲过:要把北京的传统制造业进行改造,经济的发展还要靠振兴现代制造业。事实验证了贾庆林书记的判断,2002年一季度,受“9.11”影响,作为北京经济支柱之一的信息产业下降了60%,北京工业增长的速度仅为1.2%,列全国倒数几位。政府由此开始重新审视北京的城市和经济发展战略。北京与上海形成的“六大产业”板块“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态势相比,北京单一的“电子信息封港”战略易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从而抗风险能力不足。在北京市政府和委办局层面对要不要支持和发展北京汽车工业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北汽困难时期,市政府主管工业的领导曾经引来长春一汽要兼并北汽。贾庆林、刘淇到北京市主持工作后,发展汽车制造业的观点最终占据了“上风”。因为,北京汽车拥有160多亿的存量资产和8万职工,北京亦是全国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另一方面,汽车工业是一个“1比10的产业”,汽车工业产值的增长对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汽车工业扩大就业机会显然远远高于电子信息产业。
对于韩国现代汽车而言,圆“世界五强之梦”,与北汽合作这是个“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选择。现代汽车公司董事长郑梦九说:“如果不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成功,现代公司进入世界汽车五强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当然,不同的看法是有点,曾有人说:现代与北汽的合作显然不是强者间的对话,而更像是两个最后走进班级的同学无奈地成为同桌,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业界更是将双方的合作不客气地形容为“弱弱联合”,包括中国政府层面的主管委办,对北汽与韩国现代的合作看好的不多,之指手划脚的不少。
然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有人分析说:北汽与戴克-三菱-现代的合作形成了北京汽车工业与外资的“北京模式”,与上海模式中上汽同大众、通用两个相互竞争的对手合作不同,北汽是与三个战略合作伙伴建立了合作关系。
科尔尼全球副总裁朱伟评价说,北汽与现代的合作使得整个戴克-三菱-现代联盟体与北汽集团的合作进一步加强,戴克在三菱汽车中占有37.3%的股份,在现代汽车中占有10%的股份。戴克集团表示:“我们正寻求各种途径以最大程度发挥我们与联盟伙伴之间的合力”。戴克集团是欢迎韩国现代与北汽的合作。
北汽与戴克-三菱-现代合作的“北京模式”,加强了北汽与三个战略合作伙伴建立更加友好合作的关系。在科尔尼全球副总裁朱伟看来,“北京模式”的优势在于利用三家的战略联盟关系,北汽可以实现存在于这些企业间的协同效应的可能性和降低了实施的难度,如部件共享、渠道共享。
给北京汽车一个机会。北京现代项目的决策和批准是要经过国务院最后决定的。在上国务院会议之前,大小汇报、层层把关。北京现代汽车项目能够成功的通过,有许多人是功不可没的,吕福源部长就是其中一人。这位从中国一汽走出来的共和国部长,既是一位学者专家型的领导,又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
2002年3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同志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北京市的汇报,主要研究北京汽车发展的问题,具体就是北京现代项目。因为这是中国加入WTO之后审批的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所以国务院既重视又十分慎重。那天出席会议的还有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市长刘淇以及国家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而吕福源部长原来在一汽工作,后来到机械工业部,又到教育部,从教育部到外经贸部。那天,是吕部长到外经贸部工作后代表外经贸部第一次参加国务院专题会议。
北京市对北汽与韩国现代汽车合作项目很重视,以前汇报工作一般是主管的副市长去参加即可,但这次贾庆林书记、刘淇市长和主管工业的刘海燕副市长等领导都参加了。会议首先由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刘海燕副市长向国务院汇报北京市汽车工业发展的规划。当汇报完之后,国家计委的一位副主任提了很多问题,经贸委的一位副主任也提了很多问题。其实这也符合惯例,一般都是先听汇报,然后政府相关部门领导发言,以提问题为主,最后,由国务院领导总结拍板,有关项目决定的意见由最高领导说。
这时,只见吴邦国副总理点名说,福源同志,你是我认识的部长里最懂汽车的人,请你来说说。
吕部长谦恭而平和的说:那好,我今天是第一天到外经贸部上班。部长跟我说,这个会是研究汽车项目,你熟悉,你去吧,这样就让我来了。下边我谈三点意见:第一,加人WTO后,外国资本可以来投资,可以把商品卖过来,与其让国外汽车厂商到中国卖车,不如现在让他们为中国投资;第二,根据我过去的了解,日韩汽车产品在性能价格方面比较好,在中国很有竞争力;第三,北京汽车工业基础好,但机会不多,很长时间没有新项目,需要一个变化,一个机会。
吕部长在发言结束时,还引用了江泽民总书记的一句话,“事无不变,变无不通”,北京汽车目前这么困难,不如让其变变,让其通吧,我赞成给他们一个机会。
吴邦国副总理听完后就说“好”。一个字,充分表达了对吕部长发言的赞成与肯定。会议开到最后,他基本上按照吕部长的发言进行了总结。
这次会议开完后,大家都感到吕部长的发言有理有据,从北京市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国家政策层面讲清了为什么要支持北京与韩国现代的合资合作,十分给力。后来,贾庆林书记还专门给吕部长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感谢。
大概过了两周,见到国务院秘书局整理的会议纪要草稿,里面用了吴邦国副总理总结的意见,同时还加了前面一些领导提的问题,如:希望北汽合资要货比三家,慎重比较等等。如果按照这些意见,再重复的去进行一次货比三家的话,北汽耗费的时间就会很长,如北京现代项目要是再晚一年,形势就可能就会发生不同于现在情况的变化,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等后来,国务院专题会议纪要发下来后,内容十分明确,就是直接批“同意”,没有其他意见。吴邦国副总理办事是个务实而认真的人,在他见过韩国现代汽车会长郑梦九之后,还特意对北汽准备合资的工厂进行了实地考察。
2002年5月2日,吴邦国副总理由原东风汽车公司总经理马跃同志陪同,到顺义北京现代汽车工厂参观。原来那天吴邦国同志那天正好在怀柔,他问马跃:“北汽跟现代合作的那个厂你认识吗?”马跃说:“认识”。就这样,他们就赶过来参观。参观中,谈到会议纪要时,吴邦国副总理说:“他们秘书局写的草稿不好用,后来是我自己重写的。”可见国务院领导对北京这个项目是多么的重视和支持。
国家批一个项目,大体上要过三道关:行业主管部门、家计划部门和外资部门。市场问题应该由主管部门说了算,投资问题是计划部门说了算,合同是否符合国际法是外资部门说了算。三个部门各管各的,职责分明。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往往会交叉重复一些问题。去审批的企业,也不得不把一些内行问题,辛辛苦苦地讲给一些外行听,也不知道他们听不听得懂。北现代项目到最后尽管领导都同意了,可到司局一级时,有个司提了17个问题,另一个司提了13个问题,加起来30个问题,按常规一年也回答不完。到最后,外经贸部的一位副司长把有关的几个司叫到一块,他说,我受副部长吕源的委托,来协调这个事情,北京市领导都很着急。我们把这17个问题先列出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过,最后留了四个问题。我们把这四个问题的四个文件送过来,马上批。前后花了两三天时间来准备这四个问题的材料,送去后他们就批了。要是你一一回这17个问题,不知道要拖到哪年哪月。而且即使你回答完了,他们也可能说你没有回答清楚,还要你再来一遍。北京现代项目是2002年4月28日在汉城签约,约后我们就动工建设,没有等到国家审批下来。实际上,现在汽车行业成功的项目,没有一个是等审批完后再做的。一般来说,都是边跑审批边开工建设。
北京现代项目对北京汽车工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没有这个项目,北汽就不会翻身。如果这个项目再耗一年时间,难度会大得多。北京项目2002年当年开当年建成投产,2003年就赚了22亿(元),收回了投资成本。
2004年5月18日,日子永远定格在这一天,因为癌症病魔,人民的好部长-----吕福源同志不幸离世,享年59岁。他英年早逝,业界闻者动容,无不为之扼腕。
如今,北京现代汽车已成立十周年了,并且已进入中国年产销汽车百万辆的企业行列,抚今追昔,光阴永远隽刻着北京汽车人对吕福源部长的怀念。
吴邦国副总理会见了郑梦九。2002年4月29日,春末夏初的北京,天气格外的好。下午5点,我们陪同韩国现代汽车集团郑梦九会长一行从中南海西门来到紫光阁前,等候吴邦国副总理的会见。
由于还没有到会见时间,大家便在中南海湖边漫步。湖边的柳树已经吐出了嫩绿的柳叶,一池静静的湖水映衬着紫禁城古老和现代交替辉映的建筑物,仿佛是一幅秀美的画卷。韩国现代汽车的来宾第一次走进中南海,看得出他们心中的兴奋。郑梦九会长随身的摄影师更是不放过这个好机会,抓紧时间给他的老板和同事们在湖边摄影留念。
5点30分,大家步入紫光阁会见厅,吴邦国副总理和国家计委副主任张国宝、国家经贸委副主任欧新黔、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何晓卫,北京市市长刘淇、副市长刘海燕、市府副秘书长丁向阳、外办主任周焱云、经委主任金生官、北汽董事长安庆衡和郑梦九会长一行一一握手,大家落座后,吴邦国副总理首先说:
今天很高兴和郑会长见面,听说你到北京时间很短,但办的事情很大,因为今天晚上你们现代汽车要和北京汽车合作进行签,这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祝你们在北京合作顺利。
郑梦九会长欠起身忙说:
感谢吴副总理在百忙中会见我们,吴副总理是大忙人,今天能够见到你,我非常高兴。八年前我也来过中国,我到过青岛、上海、广东,这八年中国有很大的进步,都是吴副总理指导有方。
吴邦国副总理笑了笑说:
你说我很忙,的确是很忙,我刚才在开一个会,研究广东核电站的问题,我把会议压缩了来见你。而且今天有经贸委、计委、外贸部的同志都来了,说明我们很重视你们和北京的合作。我刚才特别用里程碑这个词,我是希望韩国现代汽车和北京汽车的合作是我们大踏步合作的开始。为了这个事,国家计委曾培炎主任和张国宝副主任专门到北京进行考察,国家经贸委李荣融主任和欧新黔副主任也专门到北京考察,我也专门找人研究了这个问题。现在世界大的跨国公司都希望到中国来,到中国来搞汽车,我们经过研究,支持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到北京来合作。原因是“十五”期间,我们经济发展的主线是搞结构调整。
吴邦国副总理对北京汽车工业十分关心和了解,他在介绍北京汽车情况时,从北京汽车发展的历史,高度总结和概括了北京汽车历史上辉煌的“五个第一”,他掰着手指对郑梦九说:
北京汽车过去有过辉煌的历史,他们有五个第一:中国第一辆轿车是在北京生产的,他们有照片为证,那是毛主席在中南海看汽车的照片;中国第一个中外汽车合资企业--北京吉普公司;中国汽车企业第一个上市公司;中国制造的第一辆轻型卡车;第一辆四轮驱动越野汽车。他们目前大大小小有二十多家企业,关键是没有主导产品、主导企业,因而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竞争能力比较弱,而且企业布局也不合理,也不符合北京市城市总体发展规划的布局。因此,我们要下决心调整,所以对企业要关一批,支持一批。
吴邦国副总理话峰一转,对现代汽车与北京汽车合作项目表达国务院的重视和支持,并且把这个项目上升到两国政府层面,向郑梦九转达了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与韩国总统见面时对这个项目的意见。之后,他从汽车工业发展战略的高度和中国汽车市场发展空间,深刻阐述了国务院批准这个项目的理由,他说:
中央政府同意现代汽车和北京汽车的合作,这是战略上的调整。在战略调整时期,现代汽车进入中国也不是第一家,第一家是雷诺日产,在去年7月3日我见了他们雷诺日产的总裁,他们和我们东风汽车集团战略重组。在前不久,我又见了他们,他们进展的情况比较好。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欢迎现代汽车来北京参加北京汽车工业的重组与合作。前不久,韩国总统在中国博鳌论坛会上见了朱容基总理,我们朱总理同他谈到了现代汽车同北京汽车战略重组合作的问题,朱总理确表示,欢迎和支持韩国现代汽车参与北京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我们为什么提出入门费和债务、职工安置等问题,都是从调整重组这个角度来考虑的。
第二个考虑是韩国现代汽车与北京汽车工业的战略重组,可以带动中汽车工业的发展。中国几年前就提出要把汽车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坦率地讲,当时的市场还是一种潜在的场,但现在已经变成比较现实的市场了。从人均国民收入来看,现在已达到了要发展汽车工业的阶段了。去年我们全国汽车的产量不高,但销量可以,整个汽车生产不到300万辆,其中轿车70万辆,可是发展的势头很猛,我看到很多有关轿车市场的预测资料,比较乐观的到2010年中国市场需求量达500万辆,保守的也有300万辆,但这个数字的准确度还是要进行推敲。前不久,我去成都,那是一个不大的城市,但是人均每天增加汽车300辆,我看北京一季度汽车的产销量每天也是增加500辆,按中国的这种情况,什么东西一到进入了家庭这个阶段,就会高速发展。中国的家电产业是这样的,通讯也是这样的。在5年前,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移动电话每个月会增加500万用户。因此,中国汽车在未来几年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产业。
吴邦国副总理对北京汽车与现代汽车合资合作的项目寄予了厚望,他对现代汽车进入中国是看好的,这对上上下下统一北京汽车与现代汽车合资合作的认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北京市委办,以及国内汽车行业内,对北京汽车与韩国现代汽车合资合作的项目是有不同的意见和看法的,主要是对现代汽车和产品品牌不看好。吴邦国副总理不仅支持北京汽车与现代汽车的合作,而且对中外汽车合资合作实现双赢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在产品开发方面的全面合作。当时,他对郑梦九语重心长的说:
我们对汽车产业是开放的政策,愿意并支持同国外大的汽车集团合作,我也坦率地讲,中国轿车市场也是竞争很激烈的,在中国汽车市场的竞争,实际上背后都是国外跨国公司的竞争,但最终能够在中国站住脚的是一些着眼于长远合作的企业,所以我们想通过韩国现代汽车和北京汽车工业的合作,不仅带动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而且也帮助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所以,我们进行了认真研究,同意并支持你们同北京汽车工业的合作,也了解了你们最近谈判的情况,我很高兴你们目前谈判的结果,是符合我们的想法的,我也感谢现代汽车集团参与北京汽车工业的重组与合作,我希望不仅是整车的合作,还有零部件,不仅是生产,而且还有产品开发,应该是一个全面的合作,也坚信这种合作,会给现代汽车带来一个很大的发展,我也相信,在中国高速成长的汽车市场上,你们会有很大的发展,这要看你们真诚的合作,我看前景是不错的。
听了吴邦国副总理一席话,现代公司郑梦九一行人面露喜色,他们不住点头称是。他们看到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这么务实、开放,对进入中国、搞好现代汽车于北京汽车的合资合作充满了信心,年过六旬的郑梦九会长激动的说:
我向吴副总理介绍一下现代汽车的情况,我们在近十年左右发展是很迅速的,去年总产量达到285万辆,在世界汽车行业排名第七,我们也已经进入了美国的汽车市场,现在已在拉克拉玛洲建工厂,去年有60多万辆汽车出口,近三年我们经营的也不错,靠我们透明经营的理念,有了30亿美元的盈利,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汽车企业。中国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对汽车需求量肯定很大。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有很多汽车厂,我想,我们跟北京的合作一定会超过他们,在这次北京合作的项目上,我们会共同发展,来推动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将来北京也会有自己开发的车,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相关产,预计2005年我们会生产20万辆车,到20 1 0年我们将投资1 0亿美元,会生产更多的车。我本人就是管投资、管盈利,其他的事由别人去管。
吴副总理支持我们跟北京的合作,我非常感激,希望副总理到韩国去访问,到我们蔚山的工厂去看一看,也希望副总理给我们的工厂作一个评价,如果允许,我们会向吴副总理赠送我们的汽车,让您亲自去驾驶,去评价我们汽车的水平。我们生产的吉普车,在技术水平上,也达到了世界的先进水平,如果允许,我们想送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给吴副总理。
吴邦国副总理听了郑梦九会长的介绍,笑着说:
我到过德国去看了奔驰、宝马、大众的一些厂,就是没有看过韩国的汽车工厂,但我知道韩国现代汽车是一个很好的企业,你们生产的汽车也很不错。
现代汽车郑梦九会长接着再次诚恳向吴邦国副总理发出邀请,他说:
我们再一次诚恳邀请吴副总理访问韩国、访问韩国现代汽车。
吴邦国副总理没有正面答复郑梦九会长的盛情邀请,做为国务院副总理出访韩国和现代汽车集团,那将是中、韩两国外交部们的事了。所以,吴邦国副总理再次把话题转向现代汽车与北京汽车合作的项目上来,吴邦国副总理又说:
你们现代汽车进入中国是晚了一点,但是你们的时机特别好,我对北京汽车工业同现代汽车的合作特别有信心。我相信,后来者居上,如果你们合作的好,会逐步的取代欧洲先进入的企业。
现代汽车集团郑梦九合作马上说:
现在汽车业竞争很厉害,日本丰田、雷诺日产、德国大众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我们也感到竞争的压力,但我们会和北京合作的更好,会超过他们。
吴邦国副总理听了很高兴,再三强调说:
为了支持你们同北京汽车业的合作,我也对你们的经营状况进行了了解,我希望北京选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在选择合作伙伴上,也是们国务院和各个部门商量的决定的,包括国务院的领导,经过研究,中央政府同意并支持北京汽车同现代汽车这个合作项目,希望你们一定要合作好。
吴邦国副总理的态度和真诚的要求,让郑梦九合作十分感动。郑梦九会长向吴邦国副总理和在座的国务院有关部委、北京市的领导表态说:
我们双方一定会合作好,通过合作也会给北京带来发展,带来社会的稳定,特别是通过国产化,会对北京、对中国汽车有利,们会把大部分盈利留给中国。
时间过的很快,半小时的会见马上就要结束了,因为接下来在北京饭店将要举行北京汽车与现代汽车战略合作的签字仪式,那边的活动也在等着这些领导参加。这时,吴邦国副总理对现代汽车集团的来宾和北京市的领导、北京汽车的领导说:
我相信你们会合作好,我也相信合作是双赢。祝你们签字仪和合作顺利!
吴邦国副总理站起来和大家一一握手告别,整个会见结束了。
18点10分,大家从中南海紫光阁走出来,西边的晚霞映红了天空,回头望去,紫光阁金碧辉煌,湖中色彩斑斓的倒影,在微风吹起的涟漪中闪动,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在傍晚的夜色中,长安街已是华灯初放。车队从中南海西门驶出,一直向南行驶在府右街上,我们赶往北京饭店。
19点,在北京饭店将举行“北京汽车与韩国现代汽车战略合作协议”签字仪式,那将是翻开北京汽车与现代汽车合资合作第一页的重要时刻,也是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转折。
十年之后的这一刻,对于北汽和韩国现代来说似乎有一点晚,可这已是无法改变的历史,这也许就是中国汽车产业的“特色”,也许正是这样一个无法挽回的历史,造就了日后的“北京汽车精神”和“现代速度”。
破茧而出的“北京现代”。2002年10月,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成立。北京市委、市政府对发展汽车工业给予空前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于现代项目的推进,那是举全市之力而为之。中韩合资的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整个项目总投资24亿人民币,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和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各占50%,合资期限为30年。在挂牌仪式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海燕形象地比喻--选择现代作为合作伙伴“像找对象一样,未必是最漂亮的,但却是最合适的一个”。对于合作双方而言,这其实都是一个最后的选择。世界九大汽车巨头都已经与国内的汽车企业合作。一汽、上汽和东风都形成了“一手托两家”的格局,而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中明确规定,国际汽车企业集团在中国只能有一个合资企业,最多不能超过两个。
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汽车企业,时至今日已走过了十年历程。这十年,北京现代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到350万忠实用户的青睐。2012年企业进入全新发展阶段,以北京顺义杨镇三工厂顺利投产为标志,北京现代正式迈进百万量级车企俱乐部,进入国内主流车企的阵营,他们满怀信心的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
“十”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圆满,代表成就,代表着阶段性的里程碑。回首北京现代十载辉煌路,让北汽人感慨万千,其中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被业界一直称赞的“现代速度”。那么,“现代速度”是怎么创造的?
时代创造的机遇与速度。21世纪初,全球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泡沫的破裂,中国经济发展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北京市以信息产业、知识经济为增长点的思路受到重大挑战。当时,由于世界电子信息产业的剧烈波动,使首都经济增长受到了很大冲击。于是,决策层面的人们开始认识到,北京在坚定不移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要考虑到如何规避经济风险,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仅靠高新技术产业的一花独放,不能确保北京经济的平稳发展,必须要形成几个强大的支柱产业,才能确保北京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什么样的产业是发展北京经济的支柱产业?经过北京市委、市政府深思熟虑,决定把汽车工业列入发展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此,北京市还成立了以刘淇为组长的“北京市汽车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抓汽车工业的发展。2002年5月,北京市又提出振兴现代制造业,为新世纪的北京工业确定了新的坐标。北京现代汽车项目,则被定位为北京振兴现代制造业的第一号工程。
2002年3月,国务院召开专题会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亲自主持会议,听取北京市关于发展汽车工业,实现北京汽车工业结构调整的汇报。当时,北京汽车工业提出了要“三年大变样” 的目标,即:一年调整扭亏,两年重组盈利,三年大变样。市政府帮助北京汽车采取了“三大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制约北京汽车制造业多年发展的“资金、产品、体制”问题。
这三大举措首先是组建北京汽车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2亿元,计划在2005年为北京汽车融资200亿元,解决北京汽车发展的资金问题;其次,是支持北京汽车与国际大公司结成战略伙伴,扩大合资合作解决产品发展问题;再有,积极推进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调整解决体制问题。这三大举措,后来又被具体为“建设一个基地、依托两大伙伴、构建三大板块、利用四项资源”,即:北京汽车工业形成以顺义汽车城为主的汽车生产基地;依托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和韩国现代两大合作伙伴;构建生产轿车(北京现代)、商用车(北汽福田)、越野车(北京吉普)三大板块。
2001年10月17日,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同志会见现代汽车集团郑梦九会长,揭开了中韩汽车合作的序幕。同年,北京市成立汽车工业领导小组,由贾庆林亲自推动相关工作开展,北京现代项目应运而生。2002年4月29日,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公司与韩国现代自动车株式会社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北京汽车与韩国现代合作的基本框架形成;同年5月28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市长刘淇率北京历史上最庞大的签约团前往韩国首都汉城,见证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合资合同签字仪式。这是继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韩国现代汽车集团确定建立全面战略合资合作伙伴关系后,双方在实行优势互补,共同开发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的又一重大举措。
成败得失,关乎全局。参与北京现代项目的北京市各政府部门也都全力以赴,群策群力,各尽所能。北京市经委和北汽控股、北汽投资公司一道,共同完成了合资项目的材料准备、谈判及报批,并积极争取中央部委的支持;北京市计委、规委、财政局、工商局、外经贸委等部门通力配合,凡与该项目有关的申报手续,一天之内全部办完;顺义区在最短的时间内拨出了土地,并按照新项目的要求做好地上物的拆迁,并提出了“现代意识,服务现代”的经济服务理念。
从工厂改造到新车下线,从谈判到签约,世界汽车史的记载是平均需要23个月的时间,而北京现代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这一速度令中国汽车界颇感震惊,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中国汽车工业史上绝无仅有的“现代速度”。
2002年10月18日,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挂牌开业。11月18日,生产项目正式启动。为了早日出车,中韩双方员工齐心协力,克服一个个困难,不分白天黑夜加班加点的苦干。62岁的韩方总经理朴炳载先生已经在韩国现代工作了35年,是仅次于韩国现代会长郑梦九的二号人物,他被派到北京组织工厂改造和生产准备,这位受人尊重的老先生,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辉煌留在了北京现代,要实现当年出车,这显然并不轻松。新车下线前的一个星期,他亲自督战,天天呆在北京现代的车间中,他说:“2000辆新车不按时下线,我就不回韩国。”正是中韩双方员工这种敬业精神,才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2002年12月23日,一个北京几代汽车人梦想实现的日子。北京现代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第一辆北京产轿车---北京现代·索纳塔正式下线。那一刻欢声雷动,掌声如潮。飞扬的激情融化了冬日的冰雪,胜利的喜悦驱散了求索的艰辛。有人激动---北京几十年的“轿车梦”终于梦想成真。有人惊叹---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竟能用一年时间就驶向了市场。北京现代创造了汽车企业发展史上的神话,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开业、当年出车。
就在新车下线的仪式上,韩国现代的郑梦九会长兴奋无比,他把韩方总经理朴炳载叫道身边,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韩国方面再次调高了北京现代的产量,把2003年的产量由最初的3万辆增加到5万辆产能,产销3万量,2004年形成25万辆产能,产销15万辆,与此同时,将原先在中国推出的车型由两个增加为三个。当晚,韩方总经理朴炳载在北京长城饭店的庆祝晚宴上宣布:“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从今天开始,我们(韩、中)大家必须24小时不许睡觉!”
2003年3月,北京现代冲压、焊接、涂装、总装四大工艺全面启动,10月初产销量双双突破4万辆,国产化率达到64%,国内配套企业超过50家。
2003年的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北京现代在利润率、资产回报率、全员劳动生产率等多项反映企业效益状况的经营指标上,均在轿车生产企业排名中名列前茅。这对于一个成立不到一年的企业来讲,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索纳塔”与“伊兰特”。北京现代以神话般的速度投产出车,确实让业内大吃一惊。开始一些人不看好“现代项目”,出车之后,一些人开始对车又产生了疑问。“质量行吗?”,人们在头脑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然而,高质量、高性价比的,索纳塔和伊兰特迅速抢占了北京和国内市场。
索纳塔和伊兰特上市初始,要不要进入“出租车”市场?北汽果断决定进入“出租车”市场,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大家都知道,“出租车”是高强度用车的行业,出租车司机是“歇人不歇马”,这车一旦成了出租车,一天最少也要跑16个小时。这“索纳塔”和“伊兰特”受得了吗?也有人担心,这“索纳塔”和“伊兰特”成了出租车,会不会影响社会和私人购买?在这个关键时期,北汽人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严把产品质量关,让用户放心。
北京现代率先推出的索纳塔(SONATA)轿车,是由韩国现代汽车自主开发的最成功车型,北京现代引进的是其第六代成熟产品,它以对人性化设计的尊崇,将现代简约美学和古典风格融为一体,气质高贵、设计时尚、性能优良、配置齐全,其在动力性、燃油经济性、安全性、环保等方面均优于对比车型。索纳塔作为中高级轿车无论在韩国市场还是在以美国为主的海外市场,都取得了良好的业绩。当时,索纳塔轿车在北美市场名列进口轿车销量第一,在印度也居市场占有率首位。一直以来,搭载四缸2.0L发动机的索纳塔,在韩国市场始终保持最高的市场占有率;而搭载六缸2.7L发动机的车型,则在韩国公务车市场上独占鳌头。北汽人认为:北京现代索纳塔轿车也同样适合中国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在中国市场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事实正是如此,自2002年12月23日投放市场以来,倍受汽车消费者瞩目,上市首日就被订购上百辆,取得了开门红的好成绩,为北京现代日后的发展开了一个好头。
为了做好品牌宣传,作为北京现代制造业的龙头企业,北京现代以“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创造一片美好的蓝天”作为企业的最高价值,关注社会焦点,热心公益事业,奉献诚挚爱心。在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北京现代提供了300辆公务用车。在北京战胜“非典”这场硬仗中,北京现代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捐赠10辆高级索纳塔轿车,以奖励在抗击“非典”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勇士。
从2002年开始,人们发现由桑塔纳、捷达和富康组成“老三样”不再孤独。在当时的国产中低档轿车市场中,上海大众的POLO、上海通用的赛欧和南京菲亚特的派力奥组成了“新三样”梯队。它们以“物竞天择”的美丽质感荡起了中国车市稳稳向前的双桨,老三样虽然宝刀不老,但是开始有“劲敌”开始叫板老三样,形成了车市的“新三样”。而提起“新三样”就不得不提到被称为“家轿之王”的伊兰特。
北京现代伊兰特(ELANTRA)是北京现代继索纳塔之后的第二款车,与索纳塔公私两用的“跨界”不同,伊兰特上市之初就定位为私家轿车市场的中级车型,正是这种明确的市场定位最终成就了伊兰特(ELANTRA)的“家轿之王”的美称。伊兰特(ELANTRA)是典型韩国车。作为现代公司在海外销售业绩最好的车型,它已经经历了六代。北京现代伊兰特是在其第六代车型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路况和气候环境略微改进而来,在2003年上市以来,就凭借丰富的配置和相对较高的性价比受到消费者的强烈关注和一致好评。
伊兰特的成功上市,使北京现代这个作为中国轿车行业的后来者,在成立短短不到两年里,不仅取得了惊人的市场效益,其品牌知名度和满意度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得以提升。从两年前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企业,一举成长成为了目前全国汽车企业第五名的企业,“产品与技术全球同步”与“性价比最优的产品和周到满意的服务”一起也成为了北京现代品牌内涵的重要内容。
伊兰特能够逆流而上,成为中国车市上的后起之秀,其成功的秘诀在于“中价入市”价格策略、透明化的上市策略、步步为营的营销策略和丰富的企业品牌推广活动。
在2003年7月份,北京现代进行了一场伊兰特上市前的大规模调查。调查在全国的范围内展开,选取有代表性的城市,抽取了一千多个样本,根据市场和消费者的反映,最终把锁定了价格区间。事实证明,伊兰特的定价策略与同类车型相比是成功的:同样的价格,买伊兰特的消费者可以买到配置更齐全、性价比更高的车型。
2003年9月,北京现代就开始为伊兰特的上市做准备。先是组织国内媒体、消费者、经销商去韩国现代实地采访,试乘试驾伊兰特,参观韩国现代工厂车间、生产线,系统了解了韩国现代先进的制造技术、精良的制造工艺和卓越的产品性能。2003年12月,在北京饭店举办的规模空前的新车发布会,为伊兰特在中国的成功登陆打响了第一炮。
2004年4月举办了声势浩大的1800名用户访问北京现代工厂,自动化、高精度的生产技术进一步强化了用户对产品的信心;5月,伊兰特在“德国Autobahn的无限速试乘试驾”活动更让用户领会到了伊兰特强劲的动力和卓越的性能。同时,在北京现代的总体掌控,各地特约店的积极配合下,各种针对用户的自驾游活动不仅让考验了产品质量,更赢得了用户的心。
北京现代通过一系列的企业品牌推广活动,赞助亚洲杯、举办“携手北京现代,共创绿色未来--2004北京现代-大学生绿色环保夏令营”等活动,在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同时,更让使伊兰特的知名度和销售业绩得到迅速提升。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预测,在2005年的平稳增长之后,2006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将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乘用车的产销增长率可望达到17%。2006年伊始,各大汽车厂商纷纷推出新品,加大营销力度,甚至重拾久违的加价销售策略,以图博得开门红。在这场加速跑中,北京现代旗下的明星车型--伊兰特,再次赢得市场和消费者的一致推崇。根据统计,2006年1月份伊兰特销售量为17232辆,同比增长率接近10%,其“家轿之王”的地位日益巩固。
由于索纳塔和伊兰特的持续畅销,才巩固了北京现代在市场竞争中的低位,索纳塔和伊兰特的成功上市,为北京现代快速发展提供的强劲的动力。业界将索纳塔成为北京现代发展的奏鸣曲,而伊兰特则是冲出重围的一股强劲旋风。从而为日后第二工厂的建设开启了美好的契机。
乘胜前进,扩产转型。当北京现代30万产能形成前后,中韩双方又开始思考下一步的发展。基于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前景,结合北京现代发展现况,顺势而为、再接再厉,成为中韩双方高层在多次沟通交流后的一致共识。
在2005年7月,徐和谊董事长在北汽投资公司、北京现代中方的高管会上指出:北京现代即将面临发展的又一个重要机遇期,那就是第二工厂的开工建设。北京现代如何抓住机遇,主要看是不是能在扩建的同时,顺利地实现转型。北京现代“扩建转型”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扩建是指建设第二工厂,扩大30万辆生产能力,代表量的增加;转型是指在建设一个包括发动机工厂在内的世界先进的五大工艺的同时,通过设立汽车研发中心,通过汽车金融、物流、二手车等重要项目,将北京现代由较单纯的生产厂转变为较综合的汽车企业,这代表质的飞跃。扩建与转型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扩建,还是转型,不仅对提升北京现代的竞争力将产生重大促进作用,而且对促进北京经济发展具有多方面的显著贡献,还对推进中国汽车工业战略转型具有探索意义。
同时,北京现代扩建转型符合国际上汽车企业发展的一般规律,现代汽车不断提升的市场竞争力也为扩建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当然,凡事都有利弊,北京现代的扩建转型很可能对北京局部地区的资源环境、交通物流等带来一定压力,但只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因势利导,不仅可以解决问题,而且可以将压力转化为机遇。因此,推进北京现代扩建转型是一个意义重大而且可行的战略举措,值得有关各方形成合力、抓紧推进。
有目标就有行动,北京现代二工厂的筹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韩方负责工厂设计、工艺设计、产品准备等工作,而中方则负责项目可研、政府报批等内容。
北汽投资公司分别于7月25日和12月29日先后两次向市政府领导专题汇报了项目进展情况,为项目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组织机械部汽车工业设计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摩根士丹利以及部分我国汽车行业的老专家老领导对北京现代第二工厂建设项目进行了可行性论证。提出了具体的课题提纲,随时跟踪各咨询机构的阶段性成果,并最终形成了具有说服力的五份研究报告。
在第二工厂项目筹备中,商务准备工作最为繁重,涉及建设方案、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和资源消耗、资金来源、新工厂机构设置、定员等多方面的内容。与第二工厂同步建设研发中心既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也是北京现代培养自主开发能力的基础。为此,北汽投资公司还成立研发中心项目小组,与第二工厂建设同步筹备。在公司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全力支持下,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前期工作,编制完成《北京现代汽车研发中心建设方案》。在对国内部分轿车生产企业研发中心的人力资源状况进行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并编制完成《北京现代汽车研发中心人员需求计划》。北京现代二工厂的宏伟蓝图,就此展开!
2006年,北京现代第二工厂与技术中心正式奠基,这象征着北京现代开始驶向新的征程。初期的经验已经不能够支撑北京现代进一步的发展,“学习型企业、跨国型文化、信息化工程、团队式工作、系统性构建、持续性发展”,成为北京现代系统提升的方向。北京现代二工厂建设,被市领导定位到“事关全市经济发展、事关首都现代制造业振兴、事关北京汽车工业兴衰”的战略高度。二工厂的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工程庞大,市委、市政府要求北京现代把二工厂建设成为北京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节约型企业的典范。
2007年,北京现代第二生产厂区及技术中心的建设全面启动,这是北京现代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对于提升北京现代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地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2002年公司成立之时到2007年二工厂奠基之日的三年多时间,北京现代总销量突破50万辆,销售收入620亿元,上缴税收72亿元,带动社会直接就业超过4万人。一个装备一流,体系完善,年产能30万辆,生产5大系列产品的先进轿车企业屹立在首都北京,并已发展成为排名全国第四的先进轿车企业。北京现代以第二厂区的建设为契机,产品线将会更加丰富。北京现代为了实现新的飞跃,如今又重新站在了一个重要的起跑线上。
在困难的日子里。一个企业在发展中不可能没有挫折,北京现代也不例外。2007年,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推出的“雅绅特”与“御翔”两款车在市场上受挫,先后失利,使得年轻的北京现代,从顺境时的踌躇满志、意气风发,一下子到了逆境时的劳其心志、隐忍待发。面对发展中的挫折与挑战,北京现代人冷静剖析,查找原因,明确思路,主动调整,苦练内功,在最困难的日子里,北京现代“追求卓越、共创幸福”的信念和追求,始终未变。
总经理卢载万针对实际,明确了2007年是北京现代的系统管理年和调整年。五年的北京现代在汽车业界不再是一个年轻的公司,这种定位要求北京现代从现在开始着手,转变管理思路,建立与我们的规模和市场地位相配套的管理体系。的确,过去的北京现代一直倾力于外在的成长,而在管理体制的构筑和售后方面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够多。但今后,北京现代要想达成60万辆体系的目标,没有坚实的系统管理体制为后盾,60万辆的目标就只能成为空中楼阁。其实,出现问题并不可怕。辩证地看待这些问题,让北京现代的头脑更加清醒,在暂时的困难面前对形势有一个更加准确的判断。痛定思痛,北京现代会深入剖析这些问题背后许多深层次的原因。
2008年4月二工厂就要规模化生产,而目前北京现代又面临市场下滑的困境。因此,明年二工厂的投产运营既是振兴北京现代的契机,又是北京现代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面对挑战,北京现代必须发扬汽车精神,迎难而上,主动出击,确保北京现代最终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当前首要的是做好“四个经营”。
第一个是品质经营。让顾客享受超值,抓质量命脉,促持续改进,造世界级汽车。要制造世界级的汽车,就必须有一流的产品品质,要通过严密的管理体系,保证产品品质。要通过对每个流程环节进行缜密设计、严格把关,建立严密的质量管理体系,努力做到“零次品率”。不但重视产品品质,而且更要特别重视服务品质。
第二是市场经营。所有决策首先来自市场,要充分尊重用户的选择,要把从市场传导来的信息逐一反馈到生产、采购、销售和研发。所有工作的重心都是满足现场的需要。做好新产品选型工作。对于产品规划中的新产品,中韩双方应积极配合,认真调研,充分论证;对HD的投放要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对中长期新车型(轿跑车、SUV、MPV 等)的选型开展分析论证。
第三个是透明经营。保证双方共同利益,管理流程和决策程序的公开透明和公正。北京现代应该向市场进攻取得利润,而不是以内部创造不公衡取得不合理的收入。
第四个是效益经营。企业的发展最终落实到企业的经济效益上。要根据中国市场的发展趋势和竞争特点,尽快确定北京现代的发展战略。包括竞争战略、品牌建设、产品规划等。在低成本竞争和差异化竞争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合理分配企业资源。品牌是差异化竞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京现代在确定竞争战略后,应制定品牌建设和维护的长期计划。产品中长期规划要适应中国目前的市场竞争特点(每4年全新换代、每两年中期改款、每年有小改变。);在北京现代竞争战略及品牌建设的基础上构建合理的产品结构。详细分析、充分论证,加速新车型的推出,恢复“现代速度”;对新产品要进行经济可行性分析,选择车型时要考虑对利润和品牌贡献高的车型;加快推进老车型(索纳塔)的国产化改造,延长其生命周期。
北京现代成立以来,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成立 4 年用 5 款车销量就达到 80 万,这是中国汽车史上绝无仅有的。销量的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扩大就给北京现代在内部管理、渠道建设、成本控制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06年底,在经历了4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北京现代提出,将07年定为“调整年”,工作重点就是要“合全公司之力,加大企业内部的调整力度,以应对新的市场形势。”从这一意义上说,目前北京现代的调整,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需要的自主选择,同时也是是其持续高速发展的客观需要。
北京现代在05年6月,完成了30万辆产能改造,新添的生产线于下半年投产。06年开始,拥有30万辆产能的北京现代一工厂开始全负荷运转。同年4月,北京现代二工厂奠基,9月开始建设,将于08年5月正式投产。由此,北京现代将在近2年半的时间内保持30万辆的产能、且生产线配置和厂房建设也将延续05年下半年开始的状态。硬件条件的限制放缓了北京现代新品推出的速度和企业的发展速度,但同时也为企业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修正由于快速发展所带了一些内部问题,“产能限制”成为“调整年”的必然条件。值得一提的是,产能饱和虽然使企业的调整得以付诸实施,但客观上,饱和的产能、既有的厂房面积和生产线配置直接阻碍了北京现代推出新品的速度,这让北京现代在07年,面对其它厂家新品迭出的市场,就显得非常被动。但长痛不如短痛,北京现代希望07年的盘整能够为其08年的再次起飞提供积蓄更多的力量,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针对中国轿车市场的变化和未来的发展趋势,北京现代确立“内部调整”为07“调整年”的工作重点。针对北京现代内部的“机构调整”是此次调整的重要内容:除了第二工厂和研发中心的建设,机构调整还包括 强化区域管理部门职能、推行高效的物流运营,通过扩充办事处职能,强化区域现场管理机制,以办事处为中心提升特约店的营销能。
针对经销商的“商务政策调整”也是此次调整的重要内容:继续开发促进销售的终端功能,扩大特约店融资的支持力度,扩大消费信贷的支持范围;着手调整商务政策体系,积极推进二手车业务,加强配件市场的管理,加大在 3 、 4 、 5 级城市的市场网络密度;继续建立办事处、培训中心、中转库、配件中心,为特约店提升竞争力、降低损耗等。
另外,“产品调整”和“成本控制”是北京现代在“调整年”中应对市场竞争的主要手段:通过降低采购成本、调整企业内部运营机制、推进机构改革降低企业内部的管理成本。深入研究市场需求,推出最对路的细分车型,通过延展产品线,增大覆盖用户的范围,提高产品的竞争力。
2007年轿车市场的新变化,加大了北京现代“调整年”的压力。一方面,老牌合资企业前几年的调整和积蓄在07年开始奏效:不断推出的新品、密集的降价给市场带来强大冲击力;另一方面,2007年是自主品牌集中发力的一年,上涨速度平均达到30%。此市场环境将北京现代置于“双面夹击”中,为北京现代的“调整年”图增了不少压力。但自主品牌崛起所造成的新的市场格局也让北京现代“调整年”提出了更多的问题、更高的要求,让北京现代的调整拥有了更多前瞻性的内容。
在不变中求变的哲学。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面临破产的压力与日俱增。而对于一直以赢利良好著称、历史性地创造了精益生产方式的日本丰田汽车,在强大的金融海啸面前也未能独善其身,在71年来首次出现了亏损,本田、日产汽车也概莫能外,而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汽车大国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面对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汽车企业同样也经受着严峻考验,而不可能独善其身。从2008年三季度开始,汽车行业产销量增速明显回落,行业效益大幅下滑。2008年年初时人们热切盼望的千万产销时代的梦想成为泡影,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似乎出现了拐点。于是,国内各大汽车企业纷纷把生产计划进行下调,包括对2009年的预期也进行下调。然而,就在各大汽车厂商对2009年市场预期普遍持谨慎态度的同时,北京现代却提出了2009年20%的产销增长计划。
当所有的业界人士都认为北京现代的决策太激进的时候,国务院从2009年1月到2月,陆续出台了汽车业、钢铁业、装备制造业、纺织业、船舶业、电子信息产业、轻工业、石化产业、有色金属业、物流业等十大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由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2009年1月14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是最早通过国务院审议的规划之一。《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政策利好和对经济好转的预期提振了消费者信心,国内汽车市场结束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的下滑趋势,产销量回升显著,不仅超过去年同期,创下历史新高,也超过仍处在下降通道中的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从2009全年看,中国经济增长明显快于全球经济、扩大内需的刺激决策、比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加上中国汽车市场消费正处在成长阶段、汽车消费需求巨大和持久。可以预计,2009年全年汽车销量同比增长8%~10%左右,汽车销量有望达到1013万~1030万辆左右。此时的中国汽车市场突然回暖,减征乘用车置购税、开展“汽车下乡”、老旧车更新补贴等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国内各大汽车厂商的产品供不应求。但是,由于许多汽车厂商下调了2009年的生产计划,而这种下调也同样影响了整个产业链的计划。所以,当市场需求突然增加的时候,却没有足够的产品来满足市场。面对这样的市场环境,北京现代抓住了这个机遇,由于2008年底提出了增长计划,从零部件供应到生产、销售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当所有的汽车厂商急得团团转的时候,北京现代的产品源源不断地投向了市场。
面对突然降临的市场机遇,可以说北京现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业界人士都觉得是北京现代运气太好,徐和谊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说道成功的原因时他这样说:“讲市场,讲产品竞争力,讲双方的合作,讲西方政府的支持等等,都是成功的原因。其中我是想说还有一个是运气。我觉得运气这个词是说机遇,各种机遇的把握。”对于如何把握住这次的机遇,徐和谊董事长在2009年上海车展上发表了精彩演讲,道出了其中的缘由。
他说:世界经济的发展放慢了步伐,个别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经济倒退的现象,在此大背景下,中国的汽车产业09年的第一季度却一枝独秀,从全球汽车市场这种独特现象来看,中国政府一系列的政策,特别是汽车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的出台,直接引发了中国汽车市场去年以来被压抑的刚性需求的集中释放。对于中国的汽车市场,这里可以总结为四个没有变:
一、中国汽车市场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二、中国经济持续保持8%高速增长的态势没有改变。
三、中国主要城市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汽车继续快速进入家庭的行业发展规律没有改变。
四、中国汽车消费的支撑力没有改变。
根据这种判断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中国汽车市场将继续的保持较高的增幅。尽管目前的经济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国内汽车市场的产销变化,仍将会相对的平稳,当然在经济增长乏力的同时,汽车行业总体增速还将有所下降。特别是一些汽车的骨干企业的效率状况将进一步严峻,政府的各项措施,特别是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对车市的拉动效果已经持续的显现。
正是由于北京现代中韩领导的冷静应对和缜密分析,才使得公司化危为机,抓住了这次机遇。也正是由于徐和谊董事长的科学判断,从供应商到整车厂,从生产到销售都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来应对这样的市场机遇。
从2009年开始,北京现代调整了营销思路,实现了从“以生产为龙头”到“以销售为龙头”的转变;并且,北京现代产品销售结构也呈现全新特点,逐步摆脱倚仗单一产品打天下的形象,通过增加D+S车型产销比重,进而使品牌和盈利能力大幅度提升。随着09年销售不断走高,北京现代不断推出实力车型,产品布局日臻完善。8月7日,自主研发中高级车型MOINCA名驭闪亮登场,9月9日,现代欧版A级两厢车i30轰动上市,更是将2009年北京现代的精彩表现推向高潮。
对于2009年北京现代在汽车市场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卓越的产品品质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年国内调查显示,悦动成功击败同级别的丰田卡罗拉和别克凯越,位居中级车新车满意度第三。与此同时,公布的2009北美最新《新车品质调查》中,悦动成功超越丰田卡罗拉、本田思域问鼎桂冠,现代品牌也同时荣膺非溢价品牌最满意品牌。而在欧洲,德国著名汽车杂志《Autobild》在“召回次数”调查中,现代汽车以连续两年无一例召回的卓越品质得到了苛刻的欧洲媒体认可。种种迹象表明,在全球三大汽车市场,产品品质的提升,已成为现代品牌塑造消费口碑的杀手锏。而在不断提升产品品质驱动下的北京现代,也成为2009年中国车市持续快速增长中,表现最为抢眼的技术品质品牌。
随着2009年市场的回暖,北京现代的产销量每个季度都在增加。从年初计划的36万辆,到43万辆、48万辆、53万辆三次调高产销目标。为了达成最终的生产目标,北京现代第二工厂建设项目日夜兼程,最终于2009年4月提前竣工投产。走过08年市场的低迷,面对09年市场火爆的局面,北京现代全体员工都看到企业再一次腾飞的希望,同时也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想要获得市场就要付出前所未有的辛苦。然而,这种辛苦在产品占领市场的重要性面前则变得微乎其微,徐和谊董事长曾坚定的说过:“市场占上了那就是你的,这机会不给别人。”为了最终达成53万的产销目标,公司党委、工会积极进行市场形势宣传,并与一线员工进行沟通和调查,为开启每天11.5+11.5小时的生产模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一线员工也展现出“奋力拼搏,团结协作,知难而进,志在必得”的现代汽车精神,用汗水去换取丰收的硕果。经过全体员工的努力,2010年的第一天,一份570,309辆的年度业绩报表放在了公司领导的桌子上。
来到中国的“索八”。北京现代把生产第八代索纳塔,当成一个产品升级的战役来打,索八战役,是北京现代汽车跻身主流轿车企业的重要举措。作为轿车市场的细分车型之一,B级车定位公商务用车和家庭用车两大消费群体,长期以本田雅阁、丰田凯美瑞、大众帕萨特为销量领先车型。在激烈的竞争下,在B级车市场一直中规中矩的北京现代于2011年4月8日隆重推出第八代索纳塔。作为韩国现代在海外市场最为畅销的车型,第八代索纳塔自2010年初在美国上市以来就获得不错的销售业绩,截至到2010年11月份就累计销售突破18万辆,在市场份额也一直与雅阁、凯美瑞处于第一竞争集团军。
得中高级车市场者得天下,北京现代的决策者们同样深知这一汽车市场铁的定律。虽然第八代索纳塔在美国市场异军突起,取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不过在不同的市场环境和文化背景下的中国市场,第八代索纳塔的表现如何,还是存在于每个人心里的疑问。
根据北京现代以市场为导向的营销模式,第八代索纳塔登陆中国后,除保持美版索纳塔的特性外,还在此基础上针对国内的本地市场需求进行了配备升级,其中包括智能迎宾灯光系统、HID氙气前大灯、驾驶席通风座椅、座椅及后视镜记忆功能、后视镜倒车影像、超级仪表盘、紧急制动提醒系统和除雾功能。在动力上第八代索纳塔提供了2.0/2.4L两种排量发动机,均采用第2代θ发动机,2.0L达到121Kw超大功率,这相比起都属于2.0排量的2011款雅阁的115KW、2010款凯美瑞的108KW、2011款天籁的100KW的最大功率,第八代索纳塔有着明显的优势。而在变速器的匹配上,匹配全新的6速手自一体变速箱的第八代索纳塔比起雅阁的5档自动、凯美瑞的4档自动和天籁的无级变速而言显然动力传输更加优异。除了在2795mm的轴距上仅仅比2011款雅阁的2800mm短5mm外,比起凯美瑞和天籁的2775显然宽敞的多。尽管第八代索纳塔拥有诸多配置优势,但在日益成熟的汽车市场上,配置已经不能被视作唯一的成功要素。
被称为“流体雕塑”的索八在美国市场的一炮打响,成为谋划进军国内中高级车市场的北京现代手中一张王牌。恰好此时,国内汽车市场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之后开始“减速”前行,这为北京现代带来了向品牌提升、效益增长转变的难得机遇。可以说2011年的北京现代,得益于九年发展的良好积淀,尽揽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索八在市场中爆发,而这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在2011年北汽集团战略研讨会上,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发展目标,而北京现代借助第八代索纳塔上市,吹响了进军中高级轿车市场的冲锋号,以实际行动紧扣集团发展脉络。冲破北京现代品牌市场认可度不高,难以进军中高级车市场的“天花板”,无疑是索八最重要的历史使命,这也是北汽集团未来发展整体规划的重要任务。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峰说,“徐和谊董事长给我下了军令状,索八的推出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而我对成功的理解,就是销售过万,只有迈过这个坎儿才意味着市场的接受。”北京现代以索八实现战略破题的思路就此敲定。
为了尽快帮助索八进入主流行列,北京现代的经销商积极响应公司的“渡江战役”,义无反顾的投入到这场在外人看来有些疯狂的战争中。他们相信北京现代,笃定上下一心、通力合作,索八一定可以获得成功,凭借于此,北京现代品牌力也将大幅提升,从长期发展看一定会获益匪浅。关键时刻的风雨同舟,是因为北京现代用发展赢得了人心。
在当时,经过近9年的积累,北京现代已经得到全国220多万客户的青睐,这些忠实客户的二手车置换升级策略成为“索八”跨越新车上市“静默期”的突破口,从销售初期老客户二手车置换占相当大的比率,到如今此比率一点点的降低,和零售量的一点点升高。与此同时,给经销商带有物质刺激的奖励政策出台,经销商售出五十台“索八”奖励一台“劳恩斯”,强劲鼓励策略,调动了经销商的积极性,“索八”的销售进入稳步提升的正轨。终于,索八成为第七个月销破万的中高级轿车,上市半年便成功进入主流阵营,北京现代的“D+S”指标由一年前的26%跃升为36%,利润从70亿元增长为90亿元。北京汽车人齐心协力拼出了血性,胜利“渡江”,打赢了一场漂亮的攻坚仗。
永不停顿的追求。那是2009年,由于北京现代对市场形势和国家政策的深入研究,加上他们扎实有效的工作,实现了产量激增,从而抢占市场份额,在乘用车企业第一阵营站稳脚跟。2010年年初,北京现代又提出了“内涵式增长管理创新年”的工作思路,从四个方面对企业进行全面的结构调整,为日后企业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条件。2010年年底,为了全面备战“十二五”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北京现代开始进行三工厂的建设,并于2012年6月实现量产,成功打造北京现代百万辆级产销体系。截至2012年底,北京现代产销量和市场占有率排名全国第四。可以说四年来,北京现代的一系列举措,成功奠定了企业在中国汽车行业的地位。
回想2009年,北京现代的领导者们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提出了“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文化体系和产销36万辆”的目标,并以此为当年的指导思想和重点工作。伴随着政府关于鼓励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北京现代汽车抓住机遇,最终实现了年销售57万辆的业绩,这在北京现代公司发展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跨越。同时,在分析所有的资源环境后,北京现代围绕品牌力、产品力、营销力和成本力等提出了“四大策略”。在当时,虽然品牌力和产品力的当年提升空间不大,但是确定了产品规划的指导思想,即:稳住中间,发展两头,以小搏大,以快制胜,先入为主,位次竞争。
在2009年大幅度提升销量后,暴露出产能不足问题更加突出的背景下,面对北京汽车工业对北京现代的功能定位和发展要的新要求,北京现代把“内涵式增长管理创新年”作为2010年总体的工作指导思想。由于产能瓶颈,北京现代的增长速度相对2009年有所放缓。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现代迎来了夯实基础、调整结构的有利时机,其中包括“四个调整”和实现“四个调整”的四条路径。“四个调整”,即:收入和收益的调整;品质和品牌的调整;团队和个人的调整;合作关系的调整。实现“四个调整”的四条路径,即:一、在速度和态度上下功夫;二、在流程和模板上大力创新;三、提高用数据说话的能力;四、提高抓重点工作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北京现代又提出了“5、6、7、8、9”的基础数据。
在“内涵式增长管理创新”思路的指导下,结合“四个调整”,北京现代积极推进EF、NF、JM、LM等高端产品的销售增长。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产品营销,生产本部、销售本部、采购本部、财经部等部门按照这一结构调整的思路,多部门协同作战。通过不懈努力,北京现代的销量从57万增长到70万,利润从40亿提升到了70亿,实现了600亿元销售收入,漂亮的打赢了2010年这场战役。
2011年,北京现代在“提升品牌、调整结构、强化管理”指导思想的引导下,顺利完成了各项既定目标,其中,有三方面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组织结构的调整工作。2011年北京现代对几个关键的本部进行了调整,其中销售本部调整最大,其次是生产本部,同时对采购本部、规划本部的部级、科级组织结构也做了调整。应该说,在过去的2011年中,这些机构的调整包括班子的配备和团队的建设,对北京现代完成全年各项工作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班子的团结、士气、执行和创新方面也有了很大进步。2011年,共13名中韩双方领导班子成员调整了8名,是北京现代有史以来高层领导调整人数最多的一年。在科长层面和部长层面也是如此,共新增了14名部长和近50%的科长,这些对北京现代都是巨大的考验。但是,从调整结果来看,即没有影响北京现代的平稳发展,同时企业的凝聚力和中韩团队的合作与配合都在进一步提高。
二是全年工作思路得到了充分落实,第八代索纳塔取得突出业绩。2011年,第八代索纳塔凭借出色表现,分别荣获《汽车族》“2012中国COTY年度车型”大奖、21家主流媒体联盟 “2012年度风云汽车”大奖、搜狐汽车“年度首选新车”大奖和CCTV“中国年度汽车”大奖四个重量级奖项。《汽车族》“中国COTY年度车型”大奖每年在众多车型中只选一款年度车型,由各汽车学院的院长,包括最著名的清华、北航等一系列国内知名院校汽车学院院长组成的专家委员会阵容强大,评选结果非常权威。在2012年度风云汽车评选中,21家主流媒体联盟逐一投票,最后第八代索纳塔以11:10的成绩战胜了新迈腾。搜狐网是门户网站中汽车版块最具专业性的网站,搜狐汽车“年度首选新车”大奖意味着网络汽车媒体对北京现代的充分肯定。CCTV是中国影响力最高的电视媒体,CCTV“中国年度汽车”大奖的取得,使北京现代在企业形象,品牌知名度方面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1年,北京现代将中国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电视、网站、杂志、平面四个维度的大奖全部收入囊中。这些都要归功于企业上下万众一心,还包括经销商对北京现代无私的支持。通过索八,北京现代深刻的感受到广大员工提升品牌的意识在不断强化,团队的创造力和荣誉感,以及经销商与企业荣辱与共的情感也到达了新的高度。2011年是北京现代业绩由低到高转折的关键一年。经过“第八代索纳塔”的关键一战,北京现代已经成为国际在华厂商不能忽略的强大竞争对手。
三是杨镇工厂顺利投产。北京现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将土地、建设周期、工程进度、质量、设备采购等敏感又艰难的问题处理的非常成功,受到了北汽集团各级领导的高度评价。虽然杨镇工厂在建设中还将遇到各种困难,但北京现代仍全力以赴,仅用一年半的时间,一座全球领先的旗舰工厂在杨镇拔地而起。杨镇工厂的顺利投产,标志着北京现代正式建立起百万辆产能架构,为日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
北京现代在努力扩充产能的同时,将调整产品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战略主线,大力提高中高端车型在产品结构中的比重。凭借第八代索纳塔的成功上市和持续畅销,北京现代“D+S”比例从2010年的16%提升至35.3%,为提升北京现代的品牌形象做出了重要贡献。2011年11月21日,北京现代全新自主品牌“首望”于第九届广州国际车展正式发布,进一步打开了北京现代自主品牌和自主创新的新局面。
通过深入研究和细致分析,北京现代既没有选择大众追求的技术领先型核心竞争力,也没有趋向丰田倡导的质量领先型核心竞争力,而是结合企业发展实际特点,选择上海通用和东风日产模式,确定了以消费者为导向,强化体系竞争能力的发展策略,以形成自身核心竞争力,从而为跻身主流奠定基础。
在找准自身核心竞争力和战略方向后,北京现代果断提出了2012年的经营方针,即“畅沟通、稳节奏、抓系统、入主流”的12字工作方针,永不停顿、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稳”是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2年的经济工作确立了“稳中求进”的发展基调,在宏观层面“稳”就是稳政策、稳增长、稳物价和稳社会;“进”就是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深化改革开放和改善民生上取得新的进展和突破。“稳节奏”的提出,正是北京现代对政策和形势反复思考、客观应对的充分体现。这也体现出北汽集团2012年度管理大会中提出的“稳中求进,进中求快,快中求好”的工作思路。
2012年,一方面受宏观经济缓步增长影响,汽车市场仍将持续低速增长的局面;另一方面传统强势车企经过2011年的蛰伏,必将在今年有所发力;而北京现代三工厂也已于下2012年6月批量生产,上半年仍将深受自身产能限制,无法实现产销突破。综合以上因素,北京现代将“稳节奏”定为主基调,摒弃纷扰,苦练内功,以稳健的步伐走出自己的节奏。
“系统”是抓手。在明确了将体系能力作为核心竞争力的思想后,北京现代将系统建设作为了落实这一思想的有力抓手。“只有建立以客户为导向的运营体系,才能真正发挥体系竞争力的巨大作用。”2012年,北京现代将着力提升客户满意度,打造令客户满意的汽车企业。“不仅消费者是我们的客户,员工、经销商都是企业的客户。”北京现代正致力于将客户导向这一理念注入企业经营的骨血之中。
“主流”是目标,“沟通”是前提。现在的北京现代已经整装待发,向着主流车企的目标发起了冲锋,“1、10、100”的主流车企标准是北京现代给自己树立的阶段性目标。作为中韩合资企业,单凭一方的骁勇善战并不能取得攻坚战的胜利,只有建立起更加完善的沟通渠道,将两方势力集为“合力”,才能一击制胜。“畅沟通”既是一种手段,更是真诚、开放姿态的最好诠释。
北京现代认为对于主流企业应采用立体的评价方式,进行科学的指标划分,用“1、10、100”的3项指标来衡量汽车企业是否进入主流。“1”是指企业B级车月销量在1万辆以上;“10”是指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进入前10名;“100”是指企业年利润在100亿元以上。目前满足全部3项指标的汽车企业,国内仅有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东风日产四家企业,而北京现代的目标就要进入其中。
十年磨砺创伟业,百万征程促腾飞!十年的时间,北京现代以“现代速度”铸就“现代品质”,创造了二十一世纪的时代速度。展望“十二五”,更加宏伟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2015年,北京现代将拥有四个整车生产工厂及1.5万名员工,具有130到150万辆整车的年生产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北京现代的前景必将一片光明。回顾北京现代走过的历程,自2002年创立以来,北京现代从2003年的5万辆跃升到2009年的57万辆,2010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72万辆,2011年9月,以累计产销300万辆的业绩杀入中国汽车企业第一阵营。在跨越300万辆的新起点上,北京现代树立了下一个起跳目标,即2017年成立15周年之际,突破累计产销1000万辆,刷新“第二次飞跃”的新纪录。
北汽集团董事长徐和谊在阐述北京现代的发展战略调整时说:“从2002年到2011年,可以看作是北京现代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我们主要追求的是发展速度。从我们第300万辆汽车下线这个时间节点开始,一直到2017年,未来六年时间,我们将主要专注于品牌提升和客户满意度的提升。”因此,北京汽车的事业必将无限美好,更加辉煌的未来等待着我们一同去开创!
德 国 奔 驰 落 户 京 城
北京汽车经济研究会副秘书长 张力
进入2000年之后,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面临着生死的抉择。当时,北汽人提出“死拼九九,决战两千”的口号,听起来似乎有些悲壮。但北汽人走出低谷,冲出困境,抓住机遇,寻求新的发展的意志没有动摇。如何抓住机遇,寻求新的发展?理清思路,明确发展战略至关重要。在北京市领导的支持下,“建设一个基地,依托两个伙伴,打造三大板块”发展思路逐渐清晰和明确,北京市形成了发展北京汽车工业的战略调整和重组方案。在产品调整和发展方向上,上轿车坚定不移,除了要拿下与韩国现代合资合作的项目之外,要抓住北京吉普延长合资的有利时机,引进高端品牌的轿车。
2001年以来,北京吉普公司利用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有限公司世界汽车制作资源,先后引进了大切诺基、帕杰罗和欧蓝德等产品,为提高北京汽车工业品牌形象和竞争能力做出突出贡献。
在2002年3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主持召开国务院专题会议,听取北京市工业发展汽车工业的汇报。会议原则同意北汽控股公司与韩国现代汽车集团合资,同意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扩大和延长合资合作,在与这些跨国汽车公司合资合作中,实现北京汽车工业战略性调整。在北京市和国务院的支持下,于2002年6月6日,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延长30年的合资经营合同获得政府批准,成为中国加入WTO后,汽车行业第一个延长合资合同并获批准的整车企业。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在就生产奔驰轿车的计划浮出水面。
2003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宽沟会议”正式确定北汽控股公司与戴·克公司轿车项目合作思路;7月3日,北京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陆昊访问德国,当时的北汽控股公司与戴·克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确定了双方合作项目的基本方针,拉开了奔驰轿车落户京城的序幕。
温家宝总理会见了施伦普。2 0 0 3年9月8日上午,当时的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字仪式在北京饭店隆重举行。刘淇、王岐山、陆昊等市领导会见了施伦普先生及主要随行人员并出席了签字仪式。
2 0 0 3年9月8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专程来京的施伦普先生。大凡外国知名的汽车企业与中国汽车企业的合资合作,他们的CEO都想受到我国领导人的接见,亲耳听听中国领导人的意见和承诺。似乎不见到中国领导人,他们对项目的合作总是有点不踏实,非要从最高领导人那里讨个“定心丸”才肯放心。再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想向中国领导人表示一下诚意或转达一些信息。不管是出于那种考虑,当时戴姆勒·克莱斯勒的CEO施伦普先生,不辞辛苦乘专机飞到北京,受到我们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见,它关系着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关系着奔驰轿车能否落户京城。
奔驰轿车落户京城,对于北京汽车工业来说是关系到合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大事。因此,这次会见活动,在北京市政府、市外事办公室、北汽集团高度重视下顺利进行了。
那是2 0 0 3年9月8日,夏末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戴姆勒·克莱斯勒的CEO施伦普先生和董事柯德思、葛陆博一行为了北京汽车与戴姆勒·克莱斯勒的战略合作来到北京。
下午3点30分,我们的车队从北京饭店出发,沿长安街西行,通过天安门直接来到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人民大会堂后,由工作人员引导我们来到福建厅。会见前,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王岐山、副市长陆昊先向温家宝总理简要汇报了北京汽车与戴姆勒·克莱斯勒战略合作项目的基本情况后,会见活动正式开始。这时,戴姆勒·克莱斯勒的CEO施伦普先生和董事柯德思、葛陆博一行进入福建厅,他们一一与在那里等候的温家宝总理握手。参加这次会见的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国宝、温总理秘书宋哲、外交部西欧司司长赵军,北京市方面有委书记刘淇、代市长王岐山、副市长陆昊、市外办主任张虹海和北汽董事长安庆衡等同志。
落座后,温家宝总理首先说:
中德两国关系发展良好,当前是中德政治、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好时期,一大批著名的德国公司进入中国,像西门子、大众,很多公司在中国办合资企业,今天我对你们说一个数字,中德建交时两国贸易额只有2。 7亿美元,去年达到了2 7 8亿美元,上升了1 0 0倍。德国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合作伙伴,德国企业界到中国投资、转让技术也处于领先地位。总之,我们两国政治、经济合作的趋势都比较好。今年我们相继要接待贵国的总统、总理来访,这不仅在政治上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而且也会促进经济合作。
贵公司在世界上是知名企业,特别是与三菱、克莱斯勒公司合作后,规模就更大了。奔驰汽车在中国也有很高的声誉,贵公司同北京吉普汽车公司进行了友好的合作,在前一段遇到了一些困难,双方都在考虑如何克服困难发展经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得很快,但规模、结构都不是很合理,最重要的是单个厂子,产品规模小,而且产品和主要零部件的国产化率低。因此,我们合作要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合作不仅是解决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引进你们的先进技术。在这方面我个人认为,贵公司是开放的、认真的,因此,很想听听你对世界整个汽车工业发展的趋势和对中国汽车工业的看法。
施伦普:
总理先生,我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们,对此,我和我的同事向您表示诚致的谢意。
本人对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这样巨大的成就,非常敬佩。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是跟中国领导人卓越的工作分不开的,特别是中国政府战胜“非典”、取得了经济发展,我本人对此表示由衷的敬佩。
关于汽车工业,9 8年我们同克莱斯勒公司合并、在三菱公司入股,这是我们戴·克公司想在全球汽车业中取得领先地位的举措。现在的世界汽车,是一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如果说到中国汽车工业,我感到中国汽车工业增长得非常快,估计在1 0年左右,中国也会要求汽车工业进行新的整合。我们戴·克公司的理念是,要与合作者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我们希望在与北京汽车合作中,给他们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因此,这就需要加快我们项目的进程。同时,我们还将在技术、员工培训方面加大投入,这是我们保证产品质量和取得长期合作的基础。我也知道,有些国家向中国出口高技术受到限制,但这样的规定对我们不适用,我们会把最好的技术、最好的轿车拿到中国来。我知道北京要举行一个发动机论坛会,我们要参加,要在这个会上展示我们公司的技术水平。总理先生,换句话说,我们戴·克公司把中国作为长期合作的战略伙伴,同北京汽车工业合作,就是想成为中国汽车工业的一员,想为中国汽车工业做出贡献。
刚才您提到北京普公司合作的问题,我知道过去那里碰到一些困难,出现了亏损,目前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扭转亏损的计划,而且北京吉普的工作也步入了正轨,我向您承诺,我将会关注北京吉普的工作,包括我们跟北京汽车工业合作的这个项目,我个人将倾尽全力去关注,因为这个项是一个战略重组,重组后的北京吉普会更好。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项目,另外,到2 0 0 8年北京要召开奥运会,我们戴-克公司已做好了准备,将为北京举办奥运会提供帮助,北京提出绿色奥运的理念,我们会提供燃料电池公交车,这些我都对北京市领导讲了。
总理先生,我非常同意您说的,目前中德关系是最好的阶段,这次我来北京之前,也去见了我们的总理,他同您的看法是一样的。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表示感谢!
温家宝:
施伦普先生,在我们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德国政府和您本人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对此,我表示感谢。
关于中德汽车工业的合作,我有两点想法:
第一、中国汽车工业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汽车工业对整个中国经济有很强的带动性,有很大的市场潜力。
第二、我希望同德国汽车工业的合作,应立足于长远发展。我非常赞赏施伦普先生的态度,毫无保留的向中国转让技术,这是合作的基础。我曾跟欧洲许多国家领导人、朋友们讲,十多年前,他们对中国的一些限制政策目前已不合时宜了。
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发展,我想有三个问题要解决,这是我们制定汽车产业政策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第一、中国汽车企业数量多、产量少。现在有1 3 0多家汽车企业,年产量只有3 0 0多万辆。
第二、引进技术多而杂,缺乏自己的品牌。可以说世界许多大的汽车公司都进入了中国,中国也可以自己组装,但很难说有自己品牌的企业。
第三,中国汽车的发展,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要解决融资环境,二是要解决道路环境。目前,中国汽车正处于发展阶段,但这个阶段的路必须要走对头。这就是我希望北京汽车和贵公司合作应从长远发展去考虑的原因。我希望戴·克公司在中国站住脚,并能够解决你们在合资中的一些困难,取得更大的发展。
施伦普:
总理先生,刚才您提到企业要有自己的品牌,我想讲一些自己的观点:
我们戴·克公司选择北京作为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不仅在轿车方面,而且在柴油机、燃料电池都是我们长期合作的战略目标,我们也会把研发拿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提高汽车制造技术水平。我们可以想像,1 0年以后,我们将在环境、能源等多方面遇到挑战,我们会让戴·克公司在这些挑战中发挥作用。我们还可以在融资、销售、汽车服务贸易等方面进行合作、提供优秀的专业人才,只要中国产业政策需要的,我们都会有较好的服务。我们会保证10至15年之后,路上要足够好的汽车满足中国市场的需求,这是一个远景,我们要-步一步的去实施。
温家宝:
我赞成施伦普先生所讲的意见。我说,第一,在中国形成企业自己的品牌,不仅是一个整车问题,而且可以有很多零部件。第二,你们的合作要把研发中心在中发展起来。我们会严格履行中国加入WTO的各项决定,尊重知识产权的各项规定,使贵公司的利益在中国得到保证,使你们的合作达到双赢。施伦普先生,今天我很高兴的认识你。
施伦普:
是的,我也非常高兴。总理先生,我从来没有听说中国违反过WTO的规定,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才到中国来展,才同北京汽车合作。我们戴·克公司在德国有一个很高级的技术开发中心,我们会把这些最好的技术带到中国来。
今天早上,北京市的领导人会见了我们,让我们加速推动个项目,我本人可以承诺并保证,我会非常关注这个项目,争取早日生产奔驰轿车,同时,也希望中国政府对这个项目能够早日批准。
温家宝:
那好,我祝你们双方合作成功!
会见结束了,温总理与德国奔驰施伦普先生的握手,敲定了奔驰与北汽的合作。
“迈向中国”的奔驰落户北京。2004年5月3日,在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总理府举行隆重仪式,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德国进行正式访问。
就在这天,当时的北汽控股公司和戴克公司在柏林总理府签署了在中国生产梅赛德斯-奔驰C级和E级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协议书。十分荣幸的是两国总理出席了签字仪式,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这在北京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奔驰”,世界汽车的知名品牌,百年“老字号”的产品,让北京汽车锦上添花、如虎添翼。“奔驰”落户京城,使北京汽车的自身形象和整体竞争实力大大提高,确立了北京汽车工业在中国汽车行业生产高端品牌轿车的地位。
“北京要生产‘奔驰’了!”,历经“北京现代”速度的北汽人,将向社会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然而,社会各界和业内,乃至德国的合作伙伴,对北京有没有能力生产奔驰轿车,也不是没有怀疑和争论,一些人们以“老眼光”看待当今北汽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捕风捉影,在网络和媒体上散布“德方已经撤资了,亦庄工厂建设工地停工了”,一时间谣言四起……。但是,支持北京汽车发展是主流,更多的人们是祝福和期待,他们企盼的是,早一点目睹北京奔驰的风采。
做为世界知名高端轿车“奔驰”这个品牌,“迈向中国”,是戴克公司发展的战略之一,因为“奔驰”轿车在巴西、印度、泰国和南非等国家建厂都是独资形式,北京奔驰项目是戴克公司奔驰轿车第一次在国外搞合资生产,在他们内部有不同意见是意料之中的,特别是“北京奔驰”的本地化生产,必将直接冲击长期做“奔驰”整车进口生意的公司在华的利益,所以反对戴克公司合资建厂的言论和“举动”就不足为奇了。
赞成也罢,反对也罢,但无需置疑的是,北京汽车工业坚持以发展带动改革、以改革促进发展,不断加大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走出一条具有北汽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北京汽车开始做大做强,成为奔驰轿车落户北京的重要条件。“奔驰”之所以能够落户北京,有三个无法替代的条件和机遇,那就是:第一是北京的特殊地理位置,第二是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商机,第三是北京吉普公司的重组,为戴克公司推进海外发展战略带来绝好的机遇。
好事多磨,与现代项目一样,北京奔驰项目也历经艰苦的谈判过程。用“夜以继日”这个词来形容,实在不算过分。在奔驰项目谈判过程中,“夜以继日”是个标志,由于中德两国7个小时的时差,验证中德双方参加谈判的人员每天工作的时间至少延长7个小时;“夜以继日”又是情结,中德双方正是在“夜以继日”的接触中,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增强了信任,达成了共识,获得了“双赢”。
一个项目的成功,必须有政府的支持,在奔驰项目进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得到了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支持和指导,北京市委、市政府成为北汽的强大后盾。我们不能忘记:
从2001年11月开始,就在现代项目运作和谈判的同时,北京市历任主要领导贾庆林、刘淇、王岐山、陆昊等多次与戴克高层领导会面,书信往来,为项目的启动和运行打开了通道,营造了双方加强合作的良好氛围。
2003年7月3日北京市副市长陆昊访问德国,当时的北汽控股公司与戴克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确定了双方合作项目的基本方针。
2004年2月,中国农历正月十五刚过,戴·克集团董事长施伦普再次访问北京,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会见了施伦普一行,曾培炎副总理向施伦普表明了中国政府支持戴·克集团与北汽合作生产奔驰轿车的态度,希望产能由3万辆增加到5万辆,同时要在中国建研发中心。
2004年4月29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了奔驰轿车项目建议书。北汽控股公司将利用北京吉普公司现有资源和搬迁调整的机遇,扩大与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的合作生产C级和E级轿车。紧接着在2004年5月3日,在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德国期间,北汽控股公司和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签署了在中国生产梅赛德斯-奔驰C级和E级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基础协议书。北汽控股公司董事长安庆衡、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董事长施伦普和戴·克中国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费若铭在协议书上签字。
2004年8月20日,王岐山市长到北京吉普公司调研,专门听取了关于奔驰项目进展情况的汇报,他提出要把北京汽车建成首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代表作”,对北京汽车工业的发展寄予的厚望。时隔五天,8月25日王岐山市长在赴雅典奥运会接旗前夕,率领北京市政府代表团,亲赴德国斯图加特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访问,再次向德方表明北京市政府支持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与北京汽车合资生产“奔驰”轿车的决心和态度。
2004年10月2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批准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合资生产奔驰轿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04年11月26日,初冬的阴雨,降临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但双方合作成功的喜悦,一下子驱散了阴霾。柏林时间12:00、北京时间19:00,在德国北方城市不莱梅举行了北京汽车工业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增资生产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合同的签字仪式。
签字仪式现场的大厅中央,一辆银白色的奔驰E240轿车上用中英文醒目地写着“迈向中国”。这是戴克公司推进亚洲战略的决心,又体现了双方合作成功的突破。
正在德国访问的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亲临签字仪式,他高兴地说,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同北汽控股公司的合作应该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对外合作的典范,祝你们合作成功!
北京奔驰新工厂奠基。2004年12月6日下午,位于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新厂区工地彩旗飘扬,通向仪式会场的大道旁,“发展北京汽车工业,振兴首都现代制造业”、“创北京奔驰新品牌,树北京汽车新形象”、“北京汽车,融入世界,驶向辉煌”等巨幅标语格外引人注目。3:30,北京奔驰公司新工厂奠基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
正在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施罗德在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北京市市长王岐山陪同下来到仪式现场,出席奠基仪式,共同挥锹铲土,为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新工厂奠基。
施罗德总理说,今天的活动体现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深入。
王岐山市长说,奔驰轿车项目落户北京是北京汽车工业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长期友好合作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必将有力地提升北京汽车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品牌价值。
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负责企业发展和中国事务的董事会成员顾儒伯博士说,我们公司作为现代汽车的发明者,在世界文明古国的首都扩展了中国汽车行业的第一家合资企业。
仪式结束了。一座拥有世界汽车制造业先进技术和最优秀品牌、新增年生产能力为25000辆梅赛德斯-奔驰E级和C级轿车的现代化汽车制造厂就要拔地而起,克莱斯勒公司的最新产品也将陆续在这里安排生产。
夕阳,为靓丽的奔驰汽车新厂区抹上一层金色的光芒。
作为中国最先进的世界级汽车制造企业,北京奔驰为汽车企业设立了全新标准:精化制造、先进的质量工艺、环保科技和对员工的关注。北奔驰目前生产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C级轿车和GLK级豪华中型SUV。
北京奔驰项目所有产品在位于北京市亦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新厂区生产。该项目总投资为1.4亿欧元,北汽控股和戴姆勒-克莱斯勒集团各占50%的股份。该项目还包括引进与整车配套的直列4缸1.8升、V型6缸2.6升、6缸3.2升三种发动机制造技术,三种发动机将与奔驰C级和E级轿车同时面市。同时,该项目的研发中心将设在北京,研发中心的资金投入不少于5亿元人民币。
奔驰轿车项目增资合作合同的正式签订,是北京汽车和戴姆勒·克莱斯勒股份公司长期友好合作的又一个新的里程碑,必将全面提升北京汽车规定的制作技术水平和产品品牌的信誉度,实现北京汽车工业在振兴现代制造业发展首都经济中的支柱产业地位。
2005年6月10日北京奔驰-戴姆勒o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得到商务部的正式批准,2005年8月8日完成工商注册,公司正式设立,双方承诺的注资全部到位。
2005年8月30日,经国家商务部和北京市工商局正式批准,在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基础上,重组新生的北京奔驰 - 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宣布正式成立。主要生产奔驰轿车、克莱斯勒轿车和三菱品牌汽车。
新厂区设计与建设充分体现了现代化企业的模式和世界水平,生产车间的建设大量采用了国内外先进技术与设备,提高了制造工艺水平,保证产品质量,特别是公司新建的涂漆生产线,在国内率先使用水溶性涂料,极大地减少了苯类溶剂对操作人员及环境的危害,电泳底漆采用了无铅电泳漆,实现了无铅排放,更好地保护了自然环境。涂装按奔驰质量标准设计、建造,但同时生产奔驰轿车(E和C)克莱斯勒轿车(300C等)和三菱欧蓝德 SUV,很好地体现了集约和柔性原则,降低了成本,提高了质量。总装和焊装生产线采用了国际先进技术,实现了高精度、柔性化生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体现了精益生产的思想。 50余台机器人应用在焊接生产线上,40%以上的焊点由机器人完成,将极大提高新工厂的技术水平。冲压线共有5条,其中一条是新增的从德国引进全自动2000T打头的52位冲压线,主要生产克莱斯勒轿车(300C/JSC)、SUV和奔驰轿车的车身大中型冲压件。按照现代化企业的要求,建立了一系列质量控制制度,设立质量控制点,制定各专业的关键工序质量保证计划、FMEA失效模式和工艺难点分析,编制相应的检验操作规程。这样的设施和管理,就是为了保证北京奔驰的产品质量,生产与德国本土一样质量的车。
德国奔驰在北京制造。在北京奔驰公司办公区一楼的展厅里,停放着两辆奔驰家族最经典的轿车--奔驰C级轿车和奔驰E级轿车,停放在右侧的那辆银色的奔驰C级轿车的前舱盖上,有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亲笔签名。“很高兴看到工人们在这里生产的奔驰与德国辛德芬根工厂的奔驰质量相同。”这是2008年10月23日,默克尔在出席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第25000台梅赛德斯-奔驰轿车的下线剪彩仪式时发表的讲话。
从2004年德国奔驰与北京汽车工业的联姻,人们总是有问不完的问题。从最初的“中国人能造出德国奔驰吗?”到现在的“中国人如何造出了德国品质的奔驰?”,好奇与疑问层出不穷。那么,让我们回首走过的岁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在其中。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北京奔驰的前身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有过落伍的遗憾。不管怎么样,北京是要生产奔驰轿车了。从项目开始,北京奔驰背负着诸多问号上路时,“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吗?”“有厂房和设备吗?”“有人才和技术吗?”“中国人能造出同等质量的德国奔驰吗?”,这些问号不仅仅存在于德国人心里,同样也存在中国人的心里。
“中国人能造出同等质量的德国奔驰吗?”被派到中国造奔驰的德国经理带着问号来了,又带着惊叹号走了。
让施文德先生惊讶的北京奔驰。施文德先生,是北京奔驰生产制造部(MBC)第二任总经理,一个在戴姆勒公司工作了20多年的“老奔驰人”。
施文德的办公室是一个阳光充足、很有生命力的地方,简单实用的陈设和一些很生活化的细节,让人们很容易感受到这个来自德意志的男人的风格。进入他的办公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三个很大的时钟,时钟下面分别写着“阿拉巴马”、“北京”和“法兰克福”。
三个时区,三段经历。施文德先生办公室墙上的三个时钟,就像是他在戴姆勒工作的三段旅程。1985年就进入戴姆勒公司工作的施文德在德国工作了5年之后到了南非从事C级车的生产。2003-2008年他去了美国,从事M级、GL级和R级奔驰车的生产。2008年11月,施文德来到北京奔驰。
到北京奔驰之前他从来没有到过亚洲,因此到北京奔驰之后他感到非常惊讶,在北京奔驰很多相关的标准、生产体系和程序都已经建成。“关于质量,就像是默克尔总理访问时的评价一样,北京奔驰生产的奔驰轿车不亚于德国原厂奔驰车的质量。”
在产品质量上,戴姆勒一直是世界上第一位的品牌,他们拥有一套基于丰田生产体系而形成的自己的奔驰生产体系(MPS) 。“北京奔驰之所以成功,要归功于我们的生产体系,即奔驰生产体系。同一世界,同一标准,在这样的标准和方法之下,我们知道怎样做、如何做才可以达到标准。我们会对相应的人员进行逐级培训,让所有人对标准有同样的理解。奔驰的生产体系就是基于5个方面,其缩写是SQDCM,即安全、质量、交付、成本、士气。这其中安全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做好所有的事情首先是要安全。”施文德说,这个生产体系被贯彻到奔驰在世界各地不同的生产厂,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精益生产。
分别在美国、南非、德国等地的戴姆勒工厂工作过,施文德却认为很难单纯比较北京奔驰与外国的奔驰厂有何差别。但是他认为:中国工人工作态度很积极主动,工作也做得很好,生产的产品质量非常好,而且他们为自己可以生产奔驰这个品牌感到非常骄傲。“因为我们的工人非常骄傲可以生产奔驰车,因此他们不会允许自己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所以我们北京生产的车,质量非常好。”北京奔驰以自己的行动,让这位“老奔驰人”惊讶和佩服。
阿拉巴马,北京,法兰克福,尽管施文德办公室墙上悬挂的三个时钟显示的时间差别很大,但是对于奔驰品牌来说,不同时区仅仅代表太阳初升的早晚,而奔驰的质量不会有任何不同。
中国人能够造好奔驰轿车。施文德的评价并不是2004年建厂时德国人对中方的评价。那个时候,把品牌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德国人,对中国人能否在“北京奔驰”继续保持“奔驰”品牌上百年缔造出来的辉煌表现出了怀疑。
生产制造部(MBC),北京奔驰制造最重要的部分,在2004年成立之初德国人就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提出,生产制造的部分:生产制造、质量、物流由德国人亲自管理。当时MBC的总经理、四个车间--除装焊车间为中方人员担任,其余总装车间、发动机\桥车间、维修车间,全是德国人。而那时工作的员工是最初分阶段招收来的一批原北京吉普公司的员工,这些员工都要逐个接受德国老板的亲自面试和考核,看是否具有其要求达到的素质,是否愿意到这里工作等等。当时招进的员工有一百多名,经过这几年时间,这些人都已经成为现在MBC车间的骨干--班组长乃至工段长,他们为北京奔驰4年生产出近3万辆E级轿车和C级轿车,没出任何问题,为顺利达到了德国品牌品质立下了汗马功劳。
MBC到现在一共拥有过两任总经理。第一任经理在任期间,MBC先后的主要任务是SKD和CKD生产。在完成了3000台的SKD组装任务之后。2006年7月,北京奔驰MBC迎来了自己的CKD时代。至此,中国人与奔驰结缘的道路上出现了一座新的里程碑。
北京奔驰更进一步的本土化,这缘于来自于中国人在奔驰车制造方面起到的作用。到2007年下半年,原来的德国高级经理逐渐任满回国,除装焊车间外,其余三个车间的高级经理都换成了中国人。原来他们都是外方经理的助理,在几年的培养和学习之后,已经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车间高级经理了。四个高级经理,两名男性,两名女性,平均年龄还不到40岁。他们都是高学历人才,同时,较高的英语水平使他们在与外方工作人员交流时不存在任何语言障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女性经理,她们利用自身的性别优势把女性特有的亲和力很好地运用在工作中,让员工在辛苦、枯燥的工作环境中也能时刻感受到细腻而温暖的关怀。她们这种凝聚员工的魅力令来车间参观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都感到很不一样。
从向德国管理者学习,接受培训,到成为管理者,全面担负起保证生产的重任,逐渐成长起来的中方管理层切实地体会着并严格地遵守着奔驰的质量标准。在整个人员过渡阶段,北京奔驰生产的E级车、C级车的质量没掉下来,他们以实际行动再次证明中国人可以造好奔驰。
保障奔驰车质量的真谛。北京奔驰MBC制造部的工会主席田建华认为,最重要的在于奔驰车严格高效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和德国人严谨的工作态度。
奔驰汽车公司始终以高质量、高性能豪华汽车而闻名。这与奔驰公司完美的汽车设计和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分不开。即使是海外生产厂,奔驰汽车公司仍然有一套完整的质量控制体系,保证了全球奔驰汽车的高质量、高性能。北京奔驰作为奔驰汽车公司的海外生产厂之一,通过引进奔驰汽车公司CKD工厂全球化的质量控制体系、先进的生产检查设备、和严格的产品考核层层把关,把保证产品质量做到万无一失。
为了提高全体员工的质量理念,北京奔驰引进了有四个质量环QL1、QL2、QL3、QL4的概念,形成了质量控制的循环反馈系统。QL1第一层面: 操作工,发现质量问题,在工位内修理;QL2第二层面: 生产线/区域,(工作小组在区域的最后发现质量问题。意思不清)记录质量问题,传递到下一区域;QL3第三层面: 各个车间的末端 (如车身、喷漆、组装车间);QL4第四层面: 工厂里最后一条线的末端 (成品), 以顾客的标准为基础检查。通过上述四个质量环的综合作用,可以增加生产过程的透明度提高质量;使生产流程更加稳定;促进系统化的分析;防止质量问题层层叠加而引起的重大质量问题;较快地解决与生产流程有关的质量问题。
进口中频焊枪焊接设备、PSQ电阻点焊接质量保证系统、质量门超声波焊点检测设备、三座标测量仪等等世界先进质量检测设备的普遍运用从硬件上确保了北京奔驰生产出的产品在质量上充分满足德国奔驰全球标准。
此外,北京奔驰每天都会进行CPA(成车)考核。以技术及顾客的眼光对其外观配合,可操作性,功能等质量特性进行各项检查。(评价最终可发交成品质量;意思不清)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实现内部质量闭环控制。CPA考核百台车故障年度值:E级车值为218,C级车值为181,远远低于德国奔驰的质量指标300F/100车。
走进北京奔驰的组装车间,这种被贯彻下来的严谨随处可见。无论在哪个车间,北京奔驰的员工在所有的装配工作之前,在每个工序进行之前都要检查零件的稳妥性:有没有质量问题,有没有划伤,零件号对不对,检查完配件之后才会进入下一道工序。这样的一个好习惯,有效地避免了返工、发生二次重复组装的可能性,避免浪费工时。这种严谨或许不会经常发挥它的效应,但北京奔驰的员工从接受培训之初头脑中深深植根的理念就是绝不心存侥幸,绝不把哪怕万分之一的遗憾留给客户。
站位、走步、着装、操作……北京奔驰的员工似乎在几年的时间里已经完全把规范变成了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工人上岗之前的培训里就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所有工人上岗前都要进行不少于20天的系统培训,反反复复地进行培训。一个装配技能的培训,包括发动机、整车,至少要反复拆装上百次,达到特别熟练的程度。记者在车间看到,奔驰车间生产的自动化程度并不高,但依靠着经过千锤百炼的标准化手工生产,保证了北京奔驰轿车品质上的过硬。
另外,认真执行SWI,并且开展质量创新创效工作,也为高质量产品奠定了基础。通过创新,提高质量的成果很多,例如在总装车间底盘检测线工作的一名员工,用自己丰富的工作经验及学习成果,改进了汽车跑偏的问题:在产品检测过程中,德国标准为正负0.3 , 但在实测中方向盘中正位置是0.3的车,经过颠簸路测试时常表现为跑偏。员工经过大量翻阅书籍,反复试验,总结经验,最终发现汽车跑偏现象与水平仪放置有很大关系。在找到问题以后,我方员工与工程师和德国专家进行了有效的沟通,改进了检测手段和装配方法,使跑偏公差确定在0.3可控范围之内,确保质量要求。这种从细微入手,从源头入手的工作作风已经在团队中蔚然成风。再有,在C级车试装过程中,各部门紧密配合,并实行质量红、黄、绿灯制度,哪里发现问题就在那里解决,不放过一丝一毫的缺陷。经过了27天,第一辆试装下线C级车就已经完全达到德国质量标准,可以直接交付到用户手中,这在CKD模式下生产还是绝无仅有的。
无论是世界各地哪里的分厂,奔驰都保持着它严格的质量标准--海外分厂的产品首先要得到德国本部的年度质量放行。每年德国奔驰总部都会组织一些专家到海外的工厂对其产品进行考核。每个产品都要进行严格考核,达到标准,德国本部才会下发放行通知,允许生产。北京奔驰已经连续三年得到本部生产的许可。
当然落户北京的奔驰厂也要“入乡随俗”。良好的市场需求使得北京奔驰的需求量增加,这就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适当地加快速度。中国人习惯的“加一点量”和德国人的严谨被有效地结合起来。过去,奔驰C级轿车的单班产量一直保持在20台,2008年12月,德国人提出要将产量提高到单班生产25台。奔驰人在精确测算的基础上循序渐进,慢慢爬坡,每一段时间增长一点,两个礼拜保持生产21台的水平之后再上22台的台阶,三个月后,北京奔驰C级轿车从单班生产20台提高到25台,提高劳动产能25%,而质量也完全得到保证。
“让中国工人到德国去装车”。北京奔驰的“蓝领”工人让德国奔驰的合作伙伴刮目相看,MBC第一任德国总经理曾经说:“让中国工人到德国去装车。”让他有这种想法和高度评价的是张智勇,他是北京奔驰MBC车间重修班班长。
在MBC装焊车间,因装焊件来件出现坑包,剐蹭、裂痕等问题导致影响整年质量。为此,MBC决定组织一个重修班,负责对钣金件(白车身)问题进行修理。这个重修班一共有8个人,张智勇被选为班长。虽然这工作看起来并不复杂,只是修复一些坑包、剐蹭的钣金件,其实对MBC来说却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那些出现了一些小坑包的散件并不能达到德国制造商报废的标准,如果报废掉,德国人不会赔付;如果修理,修理工艺又相对比较复杂,因为要解决大量不同种类的破损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德国也派来了几个专家,教授重修班的小伙子如何修理坑包、剐蹭等有问题的钣金件,并使之达到使用标准。几个月的时间,张智勇跟着德国专家努力学习修复技术,几个月之后,完成培训任务的德国专家离开了。
但是进入实际操作之后张智勇才发现,后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远比德国人来培训的时候所产生的问题多得多。类似的问题不能总请德国人来,如再请是需要向德国专家付很高的费用。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了张智勇的重修班。他每发现一种新的问题,就需要发明一种甚至几种自制的工具。这几年下来,张智勇自己发明制作了60多种维修的工具。从07年10月至08年8月,重修班共修复E、C级奔驰车54791件零件,零件总价值75,976,973元德国人对中国工人在这方面的聪明才智非常认可。
为了检测张智勇和他的重修班的维修水平究竟如何,MBC的总经理把一辆白身车用小榔头敲了8个坑,每个坑的受损程度都很高,并指定重修班的8个工人每人负责一个坑包的修复。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平均只用了20分钟,重修班就把他敲出来的坑包维修好了。在不断的钻研之下,张智勇和他的重修班已经可以完全独立地完成修复工作了。不但张智勇行,重修班人人都可以做到。这令德国人非常佩服,他非常肯定中国这些高素质的人才,还特别肯定了中方的所有装焊工人和总装的工人。
“让中国工人到德国去装车”这样的设想,或许很快就会成为现实。
奔驰轿车带来的不仅仅是产品。“没有小节,何来细节;没有细节,何来环节;没有环节,何来过程;没有过程,何来结果。平常的一天,不平常的收获。”这是装焊车间的郑嘉林记录他在德国培训的文章里写下的话。在与德国人的不断接触中,“德国制造”的已经不仅仅是一款奔驰汽车,在不断的学习和自我完善之后,“Made In China”里也有越来越多德国文化的气息。从德国辛徳芬根到中国北京,德国奔驰带来的不仅有车,还有管理理念、人才培养和团队精神。
2009年,北京奔驰党委提出的工作方针是:“凝聚团队,苦练内功,提升管理,创新发展”。中方高级执行副总裁蔡速平特别提出:“管理要创新,改善无止境”的工作理念,公司人力资源部与MBC制造部以创新之本在于“知”、改善之本在于“行”为专题开展改善试点工作。在工作中从细节做起的改善事例比比皆是,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比如,给变速箱加油,德国的标准是7.1升,但是手动加油在实践过程中尺度比较难把握。在油温80度的时候如果加多了油会漾出来,造成浪费;加少了又可能会对零部件产生损害。就这样一个问题,车间专门成立了攻关组,经过1400辆车的实验,从加7.1升、7.0升、7.4升、6.9升到6.6升,中途还发明了一些工具,在1400次实验之后最终确定,7.0升是最合适的。但是德国的工艺标准是7.1升,MBC车间又通过产品部门和德国取得联系,并最终得到德方的认可。现在北京奔驰生产的C级车发动机变速箱加油量为7.0升。2009年北京奔驰C级轿车的计划产量是11500辆,这样每一辆车节约0.1升,在变速箱加油方面共节省费用3万多元。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这件事表现出来最大的改善是中国人通过1400次的反复实验改变了德国的工艺标准。通过这件事,每个人都受到很大的启发。过去提出合理化建议是注重数量,现在则是有针对性地提出、攻关、改善,从品质上有重要作用。提出可以改善的合理化建议成为北京奔驰的一种风气,这种改善往往表现在很多非常细节的地方,同时又充满了人性化。
装焊车间的员工在工作时会面临飞溅的火花,那么工作服是选用布的还是化纤的呢?哪一种工作服对工人是更好的选择,这样的问题也成了从细节改善的攻关小组们的课题。他们用实验检验哪一种布料是他们的工作服更需要的,比如用锉摩擦、用砂轮打磨、用实际焊点考察、征求员工意见等等。最终装焊车间的40多名员工一致认为布的工作服更好,于是从5月份开始给装焊车间下发的工作服从原本的化纤质地变成了布的。虽然没有直接创造效益,但是却提高了安全系数。
2009年初,MBC制造部根据蔡速平的建议在整个制造部推行了丰田式管理体系的“安全绿零图站立会”制度。这种制度,真正地把安全生产“武装到牙齿”。所谓“安全绿零”,就是从班组到车间到整个生产制造部,定期对安全问题进行自查的制度。每个班组的布告栏里都张贴一张“安全绿零”的表格,班组每天早上准时举行的班前会上,班组长会对前一天的生产中的安全问题进行自查,安全没有问题就在当天的格子里画绿色,如果出现问题,就要根据安全问题的不同程度标画不同颜色,并详细记录原因。车间和制造部同样贴有这样的表格,安全工作是否到位,只要看一眼“绿零”图就能一目了然。安全站立会“绿零图”展示在制造部各车间、班组。MBC制造部在展示“绿零图”的同时,还建立了“MBC 工伤事故处理程序,MBC工伤事故调查表、MBC工伤事故解决单”三项制度。施文德总经理说: 安全工作使德国式MPS管理与丰田式管理做好了很好的结合,有效促进了安全工作开展。所以,北京奔驰引进、生产的不仅是高端品牌的轿车,而是提升了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水平。
“造车育人”的共识。北京奔驰在制造一流高端品牌轿车的同时,也造就培养了一流的人才,北京奔驰传奇式的人物--北京汽车行业第一个工人“首席技师”赵郁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这位全国知识型职工优秀个人、首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已经成了北京奔驰的“新一代蓝领英雄”,当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向全国人民汇报成长经历的时刻,感动了无数中国工人,成为中国汽车工人的楷模。在北京奔驰,他得到的待遇是公司为他配备一辆崭新的“欧蓝德”汽车供他无偿使用,这就是一个重视人才的企业,在尊重知识和鼓励人才方面作出的决定。
事实上,在北京奔驰,像赵郁这样的高端蓝领技能人才还有很多。因为北京奔驰公司很重视技师培养,没有高级技师的培养,怎能保证产品的制造质量?现在北京奔驰公司2000多名蓝领工人中,已经有200多名技师。对这200多名技师,公司拥有一套完整的技能人才管理方案,技师结合自己的工作制定年度课题立项,并将立项课题与实际工作、经济效益等挂钩,除了对切实产生经济效益的技师提供物质奖励之外,公司每年还要挑选优秀技师课题进入知识管理中心优秀案例库,并编写优秀技师论文集。
除了重视高级技师的培养,对于普通工人的培训也是北京奔驰的一大特色。装焊车间毛国春在德国培训时候,总结培训体会时说“我们的培训工作已经进入第三周,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的工作技能也在一点点地积累,现在我在自己的培训区域内的工作,已经可以独立操作了,并得到了德国师傅的认可。另外我从德方人员身上学到的东西也在逐渐增加,在这种严谨、精细的工作环境中,我感到自己的工作态度、质量意识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北京奔驰MBC车间,和他拥有相似经历和体会的还有近百人,为了尽快在北京生产奔驰轿车,这些MBC的骨干被送到德国辛德芬根接受严格的培训。装焊车间的曾鹏记录道:“大家每天5点就起来做早餐,6点出发去工厂,下午5点回到公寓后还要做晚餐、采购早点,吃完饭后再进行工作总结、交流经验,经常是忙完这些一看表已经11点多了,但是所有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感到非常充实。”
事实上这种把员工送出去培训,在北京奔驰由来已久。早在建厂初期,经过严格挑选的原北京吉普的一百多名工人在经过了一个很漫长的培训阶段之后,还被送到印度、马来西亚、埃及的奔驰分厂,进行德国式的奔驰制造体系(MPS)培训,并且又在上海通用接受了长达三个月的培训。这种培训工作,从工人还没有进入北京奔驰的时候就开始了。年轻的MBC车间的蓝领工人有一部分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为了能培养出北京奔驰的“自己人”,从2006年开始,北京奔驰和北京电子工业学校合作开办了“奔驰班”。“车是人造出来的,造好车,就要先把工人培养出来。”,“奔驰班”不仅仅是要教会学生劳动技能,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团队意识。第一届“奔驰班”的学生是在全校1000多人中挑选出来的,为了保证学习效果,每个班只招收24名学生,课程的安排更有针对性,上课时使用的“教具”都是价值50多万元的奔驰实车。如今第一届“奔驰班”的学生,已经成为车间骨干。他们在校期间培养出来的学习能力、团队意识,以及奔驰理念和奔驰文化,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了自己的岗位。
曾在北京奔驰工作过的德国经理施文德先生骄傲地说,MBC生产制造系统提出的工作新目标是:“造车育人,创建制造国际一流品牌的团队”。
用理念打造和谐向上的团队。东西方的文化是不一样的,但是北京奔驰公司倡导“和谐团队”的共同理念,使中德双方合作的十分好。其中,团队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长短板”的理念得到中德双发员工的认可。
在北京奔驰公司,德方MBC总经理施文德先生对企业的工会十分满意,他认为工厂的工会为他提供了很多的帮助。在MBC工作的第一任德方经理两年被评为“工会之友”,一年被评为公司先进。在公司的大会上,德方第一任经理心怀感激的说:工会的帮助使得其组织生产等各方面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和谐,让他深刻地体会到工会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帮助企业进行团队建设。因此,“和谐团队”的口号得到中外方管理者和员工的认可。
其实,在北京奔驰的工会组织,作为一个直接与工人切身利益相关的部门,它的重要作用得到了德方经理的重视。每周三,MBC都要召开一次经理会,而工会主席必须参加这个经理会,因为德国经理要通过工会在第一时间了解工会和工人的情况,充分了解和关心员工的需求。不仅如此,每逢重大节日,总经理和高级经理、工会主席、党支部书记等都要到员工家里去看望。从2006年到现在,总经理和工会领导已经拜访过几十个最普通员工的家庭,其中既有住在高级小区的员工,也有即将拆迁的条件比较艰苦的员工。“这是对双方的一种触动。”此项工作得到MBC两任总经理及参加家访人员的一致认可。
在MBC车间的一个醒目的位置,安放着几块工会设立的主题展板,上面是结合时事和员工情况等组织的内容,图片鲜活内容丰富,显得很有活力。最初设立展板的时候德方的经理是不能理解的,但是很快他就对这种中国式的互动模式表示满意。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德国总理默克尔来参观的时候都看过这个展板。如今宣传展板已经成为车间的一道文化彩虹。在MBC车间,大家都能感受到一种很宽松的氛围。 “人性化管理的重点,并不是强迫工人做什么,而是让他们在共同理念的认同下,每个人自觉去做。”中德员工双方是互相学习的, MBC车间工会主席田建华说,“德国人不是去教育你,而是用行动感动你。比如车间地上掉了一张纸,他会很自觉地捡起来,这样其他工人遇到同样的情况,就会做同样的事。”
一位刚刚从德国培训归来的奔驰员工说,他在德国学习时理解了关于团队建设一个很重要的“长短板”的理念。就是一个木桶装水量的多少并不取决于那块最长的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木板,所以一个团队的成绩好坏、发展空间大小是靠短板制约的。而德国人的理念恰恰是提升短板,让木桶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的作用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为此,MBC党总支也很注重培养党员和积极分子,2007年发展16名党员,2008年发展了24名,现在几乎所有的白领都写入党申请书。几年时间,MBC已经有113名党员。“大家都在思想上要求进步,向上看的这种势头是很好的。”北京奔驰这个木桶,不是用普通木材制作的,而是用很多富有生气的树木构成的,长板在努力生长的同时也带动短板不断成长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北京奔驰工厂展厅里展出的两辆奔驰轿车后面,是一面很宽大很干净的墙,墙上有五个很大的中国字--“我们的骄傲”。而在每一辆北京奔驰生产的汽车的尾部也都有“北京奔驰-戴克”标识的字样,拥有上百年历史的德国“奔驰”车,虽然是重量级的世界名牌,如今已远涉重洋落户北京,国产“北京奔驰”轿车已经落地生根,驰聘神州大地。
激情创造的四个突破。“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是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气吞山河的诗词名句,多少年来,它激励着众多的开拓者们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创造着改天换地的奇迹。北京奔驰成立至今,克服困难,冲出低谷,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路高歌猛进。
那是2012年1月5日,北京奔驰公司中方经营管理团队全体成员赴北汽集团总部,向集团党委、董事会、总经理部报捷--北京奔驰公司超额完成了2011年北汽集团和公司董事会制定的经营指标,全面实现了重点项目实施计划,取得了丰硕的经营成果,创造了四个突破。
北京奔驰实现了产品的突破--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C级轿车快速完成更新换代之后,首辆梅赛德斯-奔驰GLK中型豪华SUV在北京奔驰驶下检测线,北京奔驰以当年实施、当年投产,一次通过戴姆勒全球质量认证标准的高速度和高品质实现量产,产品结构调整战略取得重大成果。
北京奔驰实现了产能的突破--生产产量超设计产能10%以上,产品销售突破93000辆,同比增长86%,销售收入和利润大幅增长。不仅完成了北汽集团下达的“决战四季度”的经营目标,不仅完成了董事会制定的全年经营目标,而且成为北京汽车工业整车制造企业经营增长幅度最大的企业。
北京奔驰实现了人才的突破--戴姆勒集团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发动机工厂在北京奔驰公司奠基,所有未来战略发展的重点项目已经全面启动,并取得阶段成果。北京奔驰员工队伍逐渐壮大,人才结构进一步改善,一支国际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
北京奔驰实现了市场的突破--由北京奔驰生产的首批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实现出口,这是北京奔驰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性突破,也标志着北京奔驰的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2011年,徐和谊董事长对北京奔驰公司取得的优异的成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北京奔驰管理团队和全体员工,克服各种困难,以顽强拼搏、志在必得的精神,在企业经营、重点项目实施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北京汽车工业实现2000亿元销售收入、150亿元的利润的目标做出了突出贡献,为保证首都经济增长8%的目标做出了重要贡献。
北京奔驰的时钟走得比任何地方都快。--这是戴姆勒公司官方网站专题报道北京奔驰的经营业绩和重点项目取得的成果时,发出的由衷赞叹。
北京奔驰的快速发展,成为北京市经济发展的窗口企业,受到北京市领导的赞扬。2011年1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市长郭金龙在听取了徐和谊董事长和蔡速平高级执行副总裁对北京奔驰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的汇报后,刘淇书记说,“这是高端产业、高端产品,要给予全力支持”。
2011年2月16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率部分全国政协委员到北京奔驰公司调研。贾主席高度肯定了北京奔驰取得的成绩,对北京奔驰走上跨越式发展的快速轨道表示祝贺。当了解到北京奔驰股东双方已经同意并批准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规划,其中包括产能提升、新发动机基地建设,新研发中心建设、奔驰新产品系列化引进等一系列重点项目时,贾庆林希望北京奔驰抓住机遇,不断提高品牌影响力,扩大高端轿车市场占有率,加快新增产能扩建项目建设,尽快做强、做大、做优,为中国汽车工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新贡献。
在2011年11月4日,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郭金龙到北京奔驰公司进行调研时指出:与我上次看到的相比,北京奔驰公司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不一样。郭市长对北京奔驰公司在生产经营中取得的产值、销售收入和利润方面快速增长的经营业绩表示满意。他对戴斯总裁说,希望你这个合作朋友,能够在亦庄这个工业园区切身感受到中国速度。也希望北京奔驰要将戴姆勒的技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中国人创新发展的精神,完美地结合起来。
北京奔驰的快速发展和变化,得到政府各级领导的高度关注和较好的评价,这是北京奔驰人通过几年励精图治实现企业高速发展的结果;是北京奔驰人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结果;是北京奔驰股东双方和谐融洽、深入合作、努力扩大在中国及世界汽车市场战略合作规模的结果。
北京奔驰登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2011年6月28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默克尔共同出席了《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研发中心和新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的签约仪式。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戴姆勒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梅赛德斯- 奔驰汽车集团总裁蔡澈博士,戴姆勒东北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华立新先生,北京汽车集团副总经理蔡速平先生出席了签约仪式。
《北京奔驰发动机工厂、研发中心和新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签署,作为中德两国经贸合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了两国政府对于发展高端汽车制造业的大力支持,而北京奔驰未来发展项目也成为中德经济合作的一个标杆项目,成为中德经贸合作的典范。北京奔驰引进核心技术,实现产品系列化战略,实现产能大幅提升,到2020 年,北京奔驰公司生产的紧凑型豪华车将占梅赛德斯-奔驰全球销量的20%,成为最大的紧凑型豪华车生产企业。徐和谊董事长指出:“核心技术领域的重大突破,技术升级和技术开发平台建设的重大突破,将大幅提升北京奔驰在市场竞争中的竞争优势;可以预见,北京奔驰将成为北汽集团的利润中心和技术龙头,带动和促进整体素质和实力的提高。” 北京奔驰公司用3年时间,实现了三步跨越, 提前完成了包括核心技术的引进,系列车型的充实,产能规模的扩张,产品研发的建立等项目的规划,率先进入战略实施阶段。因此,北京奔驰开始登上世界经济发展的舞台。
我们看到,北京奔驰“十二五”发展规划契合了国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契合了市委、市政府以“汽车工业作为首都经济发展支柱产业”的战略决策;契合了北汽集团“大幅度提升经济效益”的工作中心指导思想,使得北京奔驰公司具备了站在世界经济舞台的条件。
首先,北京奔驰的产品结构调整为持续发展注入了动力。北京奔驰生产的C、E系列车已满足不了工厂快速发展和市场需求增长的需要。2011年12月2日,北京奔驰生产的梅赛德斯-奔驰GLK中型豪华SUV正式投产。那一刻,从董事长、董事会到经营管理团队,到项目管理成员,到生产员工都感慨万分--从实施到投产,仅仅经过一年的时间,北京奔驰为此付出了太多的智慧和汗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情感。
从北京奔驰近几年的发展历程中不难看出,产品结构调整彻底改变了北京奔驰的经营状况,使得经营业绩显著提升,而GLK的投产无疑是北京奔驰产品结构调整战略中的又一个重大成果,为北京奔驰持续快速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
回溯到2008年,单一车型生产的北京奔驰,开始进行了第一次产品结构调整--先后启动奔驰长轴距E级车项目,确定奔驰C180项目,实施发动机更新换代,争取进口整车资源。这一系列的调整策略,收到丰厚的回报。
到了2010年,为中国市场设计的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 级车,以及面向普通消费者的高性价比的奔驰C180先后投放市场,北京奔驰不仅结束了单一车型经营的状况,并且迎来在豪华品牌细分市场销量的快速攀升。此外,发动机更新换代提升了产品竞争力,进口整车资源提升了市场占有率。产品结构调整为北京奔驰带来产销两旺,销售收入和利润从未有过的高速增长。这一结果,极大地坚定了北京奔驰继续产品结构调整战略,以保持企业经营持续高速增长的信心。
启动GLK项目是具有前瞻性的思考和决策,其一,GLK与奔驰C级车有着共同的技术平台,可以大大压缩引进、消化的周期,将投资迅速转化为效益;其二,GLK近3年在中国市场销售上升幅度很快,不需要市场预热,本地制造也提高了性价比优势。若要尽快实现量产,创造效益,GLK 无疑是正确的选择。
北京奔驰将GLK项目列为2011年重点项目的重点工作--公司成立了项目管理团队;建立了项目管理体系和定期协调制度;分解项目、制定工作实施计划并纳入年度考核;开始大规模工厂及设备改造;派遣种子员工赴德国接受培训。从经营管理团队,到每一个参与项目的员工,都在为GLK项目当年投产全力拼搏。所有项目节点均按计划目标大幅压缩工作周期,所有项目实施标准都通过严格的验证考核。工厂改造设备安装施工通过验收,本地化供应商资质样品完成验证,派遣赴德种子员工学习培训通过德国工厂检验考核。11月18日,GLK试装一次性通过戴姆勒公司全球检验标准的质量放行,比计划提前1天;人力资源管理部提前30天完成出国培训员工的签证工作;产品工程部提前70天完成了产品环保和3C认证;物流部提前了90天完成了800余种进口零部件订货,所有GLK 的进口零件提前到厂。
短短的一年时间,北京奔驰创造了GLK 项目当年实施,当年投产的奇迹。从战略层面讲,这个奇迹突破了北京奔驰单纯生产轿车的产品框架,增强了北京奔驰品牌的含金量和在豪华车市场竞争的筹码,为北京奔驰持续发展和实现2012年经营更大提升赢得了先机。
2011年12月20日,北京奔驰举行了首批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出口车交车仪式,这是北京奔驰经营战略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是梅赛德斯-奔驰历史上,第一次为单一国家设计的单一车型,只有北京奔驰才具有生产这一车型的技术和能力。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E级轿车实现出口,为北京奔驰生产的产品,打开了国际汽车市场的大门。
徐和谊董事长在E级轿车出口仪式上致词时指出:北京奔驰生产的长轴距E级轿车进入国际市场,不仅实现了国产的高端轿车豪华产品首批出口。更说明,北京奔驰的产品品质已经完全具备了参与国际豪华车市场竞争的实力。“抓当前,谋长远”的睿智思考,产品结构调整战略的突破和科学规划,不仅为北京奔驰今天带来勃勃生机,也为北京奔驰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更为广阔的空间。北京奔驰,必将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有所贡献。
“同心携手,共铸非凡”。这似乎是一句“广告语”,其实他是北京奔驰中外员工的共同理念。北京奔驰公司成立已近十年,这是中外员工“同心携手,共铸非凡”、激情创造与顽强拼搏的十年。也是中外员工共同打造“走向世界的,国际化的中国高端轿车品牌标杆企业”的实践。
同心突破八万辆。在2011年,北京奔驰生产经营指标大幅提升,“时间紧、任务重、项目多、标准高”,同时多项重点工程一块启动。在巨大的挑战和考验面前,奔驰公司经营管理团队制定了“调结构、扩产能、拓市场、控成本”的经营部署,同时将各项指标分解到岗位,责任到人,纳入KPI年度考核。奔驰公司党委还召开有管理人员、党员和党外人士代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讲形势、布任务,同时开展了:“开拓市场,提升效益,推进战略项目,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题教育活动。
北京奔驰公司为了解决产能不足的困难,采取了双班生产、白班延长生产时间和增加周六班次的措施。生产系统积极组织生产,调整生产节拍,疏通生产瓶颈,努力提升生产能力。采购供应、动能支援、物流保障、工艺支持和设备维护团队通过在工艺、设备方面的改进、生产方式的优化调整以及管理、运营效率的提升,全力保障生产运行。在中外双方共同努力下,2011年一季度,北京奔驰生产产量以同比257%的增长速度,实现开门红。此后,生产产能不断攀升,到四季度,随着GLK新车投产,两个生产工厂、三个产品品牌的日产总量达到了354辆,超过设计产能最高限10%以上,再次创造新的产量纪录。
打胜市场营销仗。在国内汽车市场低迷、产销增量受阻的情况下,北京奔驰与经销商共议营销大计,以“同心携手,共铸非凡”的理念,建立起互惠共赢的合作关系。并以新一代C级轿车和奔驰E200L上市为契机,连续推出“零利率、赠保险”等多项金融促销政策。同时加强市场营销网络建设,提升销售与售后服务满意度,提升国产奔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市场营销助力,为公司发展造势。优惠政策,促销活动,促进了北京奔驰产品市场热销势头节节攀升。2011年北京奔驰产销量突破8万辆,满足了市场需求。
以精品制造理念打造精品工程。2011年7月9日,北京奔驰举行了新发动机奠基仪式,未来发展重点项目也同时启动。各个项目团队先后成立,项目计划和项目流程迅速完善,北京奔驰与戴姆勒公司之间建立起了高效协调机制和沟通平台,以确保各个项目按计划推进。制造工程团队承担着基础建设和技术改造的重任,项目管理和现场工程技术人员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他们提出了:“要以北京奔驰的精品制造理念,把每一个工程都做成精品工程”。
当前,北京奔驰未来战略规划的所有重点项目,都以高效率、高品质取得了阶段成果。与GLK项目相关的厂房扩建、设备改造和为之配套的新建物流中心均已竣工;发动机新工厂完成基础浇灌,开始结构搭建;研发中心项目业已破土动工;产能扩建的新总装车间钢骨结构竣工;喷漆完成厂房扩建开始设备改造; MFA 项目基础建设也完成地质勘探;冲压车间扩建工程开始基础施工。到2015年,当这些重点项目全部实现时,北京奔驰将会成为戴姆勒公司在海外的最大整车生产制造企业。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带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北京奔驰公司正以令人振奋的速度描绘着企业的未来宏图。
建设高效有序的运行管理体系。北京奔驰持续快速发展的过程,也是企业不断变革,不断创新的过程。北京奔驰完成未来战略发展布局之后,从新产品和核心技术的引进到产品研发中心的建立,从产能规模的大幅增长到销售市场的突破,北京奔驰经营规模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体系则同步提升。为此,北京奔驰以加大管理力度,创新管理模式,开始了管理的深化变革,加快了向世界级企业管理推进的速度。以实施重点项目为契机,建立项目运行管理体系。从组织机构、管理模式和工作流程入手,逐层建立了中外方第一领导负责制的项目责任机制。纵向的目标承诺,横向的配合协调,单元的工作监督,取得了高效、有序的管理效果,不仅促进了各个重点项目按计划完成节点目标,还为公司积累了珍贵的项目管理经验。以完成经营目标为契机,完善生产精益管理体系。在实行梅赛德斯-奔驰生产管理系统的基础上,北京奔驰开始建立更加符合企业生产管理的BBOS精益生产管理体系,并已经在公司内得到广泛的推广和应用。这一体系为北京奔驰突破产能瓶颈,提高工作效率,完成生产指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京奔驰在发展中,以制度规范员工行为,以流程提高工作效率,以体系保障企业快速发展。2011年,北京奔驰公司在战略执行、绩效考核、项目运营、质量控制、合规与审计、财务与控制、安全生产等方面建立并逐步完善体系化管理模式,取得积极成效。
体系建设促进管理效益提升。供应商管理体系更加健全,在产品国产化过程中,不断优化制造成本和材料成本,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非生产资料采购审批流程继续在经营中发挥着积极作用,有效节约资金上亿元;财务与控制体系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和审批程序,加强预算执行的监督和控制,从源头入手,降低消耗,增加效益。
体系建设增强企业了竞争实力。北京奔驰将LEAD人才评估体系拓展到L5级员工,实施KPI和LEAD相结合,扩大绩效管理和领导力测评的考核范围,增强了员工工作主动性和责任感;质量控制体系借鉴和引入了戴姆勒闭环质量控制模式,从零部件质量、现场生产、成品考核进行全方位的质量控制,并对关键供应商、关键零部件进行100%的考核和监测,2012年,北京奔驰将在推行ISO9001基础上,全面实行更为严格的ISO/TS 16949质量控制体系;合规与审计管理体系在强制性合规培训基础上,所有白领员工签订《商务廉洁责任承诺书》,制定下发《北京奔驰公司审计章程》,更加强了源头的预防作用。
2011年,北京奔驰通过了“3C认证”,通过了“ISO9001认证”,还荣获了“国家一级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资质。
如果把“成为标杆企业”这样一个目标比喻成打造领航的旗舰的话,那么体系则是舰船的龙骨,有了强壮的龙骨,北京奔驰在快速发展中,才具有更大的承载力和抵御风浪的能力;才具有持续而不竭的前行的动力。
北京奔驰的人才战略。十年来,北京奔驰之所以收获了经营战略上的巨大成功,更重要的是打造了一支具有高度使命感、出色专业素质和强悍战斗力的团队。这个结果得益于北京奔驰“招贤纳士,广揽人才”的举措和坚持“打造一支国际化、职业化、专业化的管理团队和员工队伍”这一始终不渝的人才战略。
企业不断迅猛发展,员工队伍随之不断扩大,求贤若渴的北京奔驰,一方面从源头制定符合公司未来发展需求的招聘原则,使管理团队人才结构得到显著改善。另一方面强化专业素质和技能素质培训,使新员工尽快融入到生产经营和重点项目当中。
在员工素质培训中,北京奔驰建立了“多梯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培训模式。
首先将培训端口前移,定点收获专业技能人才。2011年9月2日,在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举办了“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揭牌仪式。北京奔驰全力支持学院工作,并将与戴姆勒集团共同分享汽车制造专业人才。9月6日,北京奔驰公司与北京汽车工业高级技工学校签署了双方合作办学的框架协议书,第一批奔驰实验班60名数控机床加工专业的学员将成为北京奔驰未来的发动机生产的技能人才。
其次采用批次轮训方式,定向提升管理人员素质。2011年,9名管理人员以优异的成绩取得EMBA学位,这是北京奔驰第4次选派管理人员参加“公司治理与合规”为主题的EMBA专业培训。随后,又有5名来自车间或部室的年轻的管理人员成为新的EMBA培训学员。
派遣骨干员工到德国奔驰工厂进行海外培训,是北京奔驰公司专项培训的一个创举。继2010年,88名员工到德国接受长轴距奔驰E级车项目的技能培训之后,2011年,北京奔驰又派出154名技术和技能的骨干员工赴德培训,这些学员最终成为GLK新产品高品质投产的中坚力量。
在公司内部,针对新学员、班组长、工段长、管理人员和潜能人才的普及性、专业性培训,早已列入管理流程和管理考核当中。2011年,由一工厂维修车间创建,在北京奔驰普及推广的“导师制”培训,被评为“第26届北京市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北京奔驰公司物流部员工组成的男女代表队,在“林德杯”中国叉车职业技能巡回赛全国总决赛中,分获季军和亚军,成为汽车行业获得奖项最高的代表队。
从新员工严格的岗前培训,到上岗后纳入“导师制”管理流程;从岗位四级技能素质晋升矩阵管理,到开办技能职业资格高级工鉴定培训班和设立奖学金。北京奔驰为每个蓝领员工提升技能素质的成才之路搭建了平台和阶梯。
以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人大代表赵郁命名的“赵郁创新工作室”在北京奔驰公司落户以后,极大地带动了北京奔驰技术创新活动开展和高技能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据最新统计数字,北京奔驰公司技师、高级技师人数已达到235人,而高级工以上人数总计为906人。这一数据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北京奔驰公司,技师成为技术创新的骨干和龙头。公司将技师资格评、聘分开,以项目聘任制的方式建立了“技师、高级技师、首席技师”3个等级的管理制度。高素质的制造技术、技能人才队伍,为北京奔驰未来发展形成的竞争实力,则无法估量。
“上下同欲者胜”,这是《孙子兵法·谋攻》中的名句,团队的凝聚力,精神的感召力,目标的执行力是一个团队克敌制胜的法宝。生产经营不断攀升,重点项目陆续展开,员工队伍逐渐壮大。企业快速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得文化体系得支撑,继而建立全员共识的责任、信念、诚信、和谐的工作理念和价值标准。
北京奔驰经营管理团队与公司党委在努力提升团队成员专业技能素质的同时,建立起以人本为基石的企业文化体系,以文化的力量汇集团队智慧,以文化的魅力焕发团队精神。
北京奔驰公司党委积极支持董事会和经营管理团队的工作,始终站在科学发展的高度剖析北京奔驰公司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始终把推动企业的生产经营作为党建工作的中心。从“3+2”战略,到年度经营指导方针的制定,公司党委在思想和理论上,为北京奔驰公司的发展制定科学而明确的指导方针,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从实行党委扩大会议制度,到建立“党代表工作室”以及实施“党代表任期制度”,公司党委以多种形式吸纳基层党员、管理干部和党外人士参加党的工作会议,行使参与权和监督权,从机构和制度上为党内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提供保证。
深入开展党建创新工作,也使公司党委的自身建设得到加强。“党代表定期接访制度”、“党代表专题调研”、“党代表改善提案活动”,以及创造性地制定和开展“双向约见制度”,使公司领导、公司党委与党员和员工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而有实效。
北京奔驰党委、工会、共青团组织把促进企业生产经营和重点项目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激励员工为企业快速发展奉献智慧和汗水。如开展全员参加的主题劳动竞赛,掀起了“比贡献、比干劲、比成果”的竞赛热潮,为北京奔驰全面完成经营目标做出了贡献。同时,企业以人为本,把员工冷暖挂在心上。相继提升餐费标准,解决廉租住房,代买返乡车票,走访困难家庭。炎热的夏季,清凉饮料送到流水线旁;寒冷的冬季,温暖的棉服披到员工身上。为员工办实事的工作理念,增强了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团队的归属感。形成了具有的员工团队,培养和造就了目标明确、信念坚定、斗志高昂,高觉悟、高水平、高素质的员工团队。这个团队涌现出学习知识、精心制造、无私奉献的“北京市工人先锋号”,一工厂总装车间;涌现出以全国劳动模范赵郁、北京市劳动奖章获得者杨成为代表的众多新一代学习型、创新型先进人物。正是这样一个团队创造了北京奔驰优异的业绩和奇迹。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前夕,北京奔驰公司党委荣获了北京市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北京市国资委“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北汽集团“红旗党委”的荣誉称号。此外,“党代表工作室”和“党代表任期制度”继荣获北京市优秀基层党建工作创新项目之后,又荣获北京市企业党组协会优秀研究成果奖;北京奔驰工会荣获“全国机械冶金建材系统劳动关系和谐企业”荣誉称号;北京奔驰公司荣获“首都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今天的北京奔驰呈现出“战略高、规模大、效益好、速度快、人气旺、干劲足”的大好局面。而股东双方也进入到和谐坦诚、深入融洽的历史上最好的合作时期。
“同心携手,共铸非凡”--这是北京奔驰企业文化的精髓,它将不断激励北京奔驰在成为“走向世界的,国际化的中国高端轿车品牌标杆企业”的征程中,创造新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