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我和爱人刘九洲随南下部队来到湖北省。一天爱人回家对我说：“我接到上级调令，咱们要去北京工作了。”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

　　1951年到北京接受工作任务时才知道，组织要调老刘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可是老刘却没有接受。

　　1936年至1942年，老刘曾在周总理身边当警卫员。老刘在后来一次战斗中被炮弹轰聋了右耳，因此他担心不能再胜任这份工作。最后，组织把我们安排到国家公安部八局四处。

　　办公地点是北京颐和园内的东七所。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颐和园是中央指定的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安保工作非常重要。5月的某一天，邓大姐陪客人到颐和园进行参观，见到了在延安朝夕相处的刘九洲。邓大姐亲切地拉着他的手，关心地问道：“调你去总理身边工作，你说你耳朵聋了，怕误事。聋得严重吗？”老刘回答：“左耳没问题，右耳不行了。”交谈中，老刘告诉邓大姐，他已经结婚了，还生了一个女儿。邓大姐惊讶地笑着说：“好嘛，小刘都当上爸爸了。”

　　没过几日，老刘急冲冲过来找我：“总理和邓大姐来了，快把咱们的女儿抱来。”我一听，赶快放下手头工作，抱上孩子，出来迎接总理和邓大姐。

　　不一会儿，总理和邓大姐在几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向我这边走来。我急忙整理了一下军装，上前两步，向总理和邓大姐行军礼。总理笑容满面，和蔼可亲地问我，“你是哪里人呀？”我回答：“河北省乐亭县人。”总理马上说：“我知道，那是李大钊的故乡嘛。”总理又问我，“你是哪年参军的？”我答道：“我1945年入党，1946年在东北四野参军。”当总理看到女儿时，高兴地说：“让我来抱一抱。”就在总理抬手要接过孩子时，我那不满7个月的女儿，咧开嘴要哭了。总理说：“咱们人太多，吓着孩子了。”这时邓大姐走上来，拉着女儿的小手对我说：“你要好好地培养她，这可是我们革命的后代呀。”

　　时光如梭，转眼60多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邓大姐语重心长的嘱托，就仿佛是昨天的事情。今年，在我们喜庆建党90周年之际，我可以欣慰地对党说，我没有辜负邓大姐对我的嘱托。我和刘九洲养育了四个子女，有三个是共产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的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有的在部队多次受奖，尤其是大女儿黄生，在1985年被中央军委炮兵研究所授予全军优秀高级教师。我要让我的子子孙孙记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