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北京老干部》杂志，看到杨艳华的一篇文章《忆下乡三件宝》，其中提到自行车是一件宝，他写到“1975年，我调到(丰台)区革委会农村工作组上班的第二天，我领到了一辆捷克牌倒轮闸自行车┈”，看到这里，突然眼睛一亮，好像找到了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立即使我回到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记忆。这辆自行车也曾经陪我走遍石景山、丰台的乡镇和社、队。

　　这个故事说来话长，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我在石景山团区委工作，当时交通很不方便，通过我区的公交车只有两路，一路是京石路(即337路前身)，一路是京门路(即336路前身)。机关下乡工作主要是骑自行车，但自行车也不够用，我记得有一次下乡去鲁谷，就是背着行李步行去的。刚解放虽然能够制造自行车了，但很少，机关又没有钱买，团区委仅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飞利浦”牌的，一辆好像是用铁管焊的，没有牌子。到1956年情况有了变化，国家经济好转，物价稳定，机关干部完全取消了“供给制”，这时进口了一批捷克牌倒轮闸自行车，分配给团区委一辆。

　　“整风反右”以后，1958年1月区委抽调中层干部下放充实基层，我被下放到西黄村乡任团委书记(原任团区委副书记)，领导为了支持我下乡，就把这辆倒轮闸自行车，分配给我专用带走。自此这辆车就一直陪着我，老石景山区撤销后，西黄村划归海淀区，我和自行车也一起归了海淀区。1958年9月，成立石景山公社，我又带着它回归石景山，1964年我被调到丰台区团区委，又带着它到了丰台区，不论是在团区委还是到了丰台区委农村工作部，我都是骑着这辆倒轮闸自行车下乡工作。这十几年，行政经费管理的很严，低值易耗品可以用办公费开支，金额在限额以上的物品，如自行车、文件柜、办公桌等，就算固定资产了，不能随便购买。所以自行车可以修理，费用能够报销，但是不能随意购买新车。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正常工作被打乱，但农村工作并没有停止，如处理一些突发事件，尤其是“三夏”、“三秋”工作，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更加强了，因为没有其他事情，干部下乡的人数更多了，陪我的这辆自行车，派上了大用场。

　　丰台区革委会成立以后，原来靠边站的干部，该结合的结合，精简下来的干部，于1968年7月18日，集中参加了丰台区革命委员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因为我参加了学习班，离开了工作岗位，移交工作时，公私分明，将这辆倒轮闸的自行车交还给区革委农村工作组。由于当时自行车还是下乡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没有折价归个人的政策，不然我绝对不离开它。因为它帮助了我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见证了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在五、六十年代的实际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