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68年12月17日离京赴山西垣曲县插队，至今已有51年了。追忆那段知青岁月，感慨万千。

　　我是文革前北京三中的高二学生，村里24名知青，除了我和3名同班同学外，其他人分别来自海淀区3所中学的初二、初三年级。大队原有7个小队（自然村），我们知青组成了第8小队，我任队长。

　　我们在柏底集中食宿，然后分散在7个队里干活。大队派了一名大师傅做饭，每天有两名知青轮流帮厨（记工分），这种模式坚持始终，是我所见过听过的插队知青点的唯一案例。它有益于知青的成长，有益于大家的互助，有益于形成集体力量共同克服困难，有益于必要时去维护知青的权益。我们相处得融洽团结，营造了友好亲切的良好氛围。没发生过一起知青之间、知青与老乡之间打架斗殴的事件。直到几十年后我们知青每次相聚时，大家都一致对此津津乐道。

　　在大队的支持下，负责知青工作的贫协主席亲自带领我们去山里伐木，并派人带着9名男生盖起了3排6间房子的知青之家。我们在这里不定期地研究解决问题，见缝插针地搞文娱活动，出板报宣传时事，还积极参与大队开展的工作。知青队使我们有了归属感和安全感，知青之家也成了村里青年天天光顾的场所。

　　当年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劳动方式完全依靠人力和体力，这对于我们从未干过农活的城市青年来说实在是一种锻炼和考验。那里缺水少菜，水井120米深。我们进村前，队里虽然修了土自来水，但遇到天旱时就得到8里地以外的地方用扁担去挑水，来回16里，难度可想而知。那里的蔬菜长年只有萝卜，粮食以小麦为主，但常常吃不饱。我们干的出圈、送肥、收麦子、送公粮、修水库、修大寨田等农活全得用肩挑、肩扛。记得当年，我是肩扛着装满100公斤的小麦麻包走跳板送公粮的，现在回想起来，真是难以想象。

　　插队的第一年我没有回京探亲，全年出工330天，年底分红只得了68元。面对苦与累我没有消极、沉沦，心态是阳光的。记得当时我在条件更艰苦的、也是我主动要求去的靳家窑干活，收工后回集体灶吃饭有3里地的距离，我走在空旷无人的田间小路上，放开歌喉歌唱，模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声音朗诵，一点看不出忧愁和烦恼。

　　村里的干部和乡亲对我们很好，亲切地称我们“北京来的大学生”，队里将春节没回家的知青安排到老乡家吃派饭，麦收大忙时也安排我们到老乡家吃派饭，老乡热情地接待我们，做最好的饭菜给我们吃。我们回家探亲时，队里到粮库里挑选最好的大豆给我们带回北京，使我们有似亲人的感觉。

　　我们从北京来到这偏远的山区，给这里带来了先进文化和现代文明的气息。记得第一天进村时，老乡们夹道欢迎我们。映入眼帘的是黑压压的一片，无论男女老幼一水的黑色土布做的缅裆裤。我们来了以后，两三年的时间村里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年轻人穿戴上色彩样式丰富多了，也学说普通话了。晚上，我们宿舍里年轻人是常客，通过与我们的交流，他们的眼界开阔了。我们还为老乡送医送药，访贫问苦，从北京给他们带东西。有的还当上了小学和中学的民办教师。

　　1972年4月，我由大队推荐，经面试考试上了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结束了我在英言公社柏底大队3年4个月的知青生活。我曾3次回到那里，受到老乡们的热烈欢迎。令我欣喜的是，柏底现在是绿水青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柏底的知青岁月永远难忘，我们经历了痛苦的磨练，把最美好的青春留在了那里，可以说她是我们曾经生活和成长的第二故乡。那段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淳朴情感，对曾经付出青春和汗水的土地深切留恋，是我们内心的知青情结。知青情结的另一层涵义是我们插友间的情谊，欣慰的是，我们依然健康快乐，笑对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