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王稼祥部长诞辰105周年。建国后，王部长主要精力集中在党和国家对外联络的国际事务方面，同时也关注国内各项工作和党的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想和见解。

　　1958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刮起了股“左”倾“共产风、浮夸风”，一夜之间建立了许多号称提前进入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王部长在从事外事工作的同时，腾出一些时间和精力阅读、研究有关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中的各种文件材料，同时还找来中联部去农村参观过的同志，听取他们的实地见闻和观感。1958年初，我虽然已经离开王部长调到郊区县中学任教，可是每当星期日我到市内教师进修学校听课后，或者节假日我都要回到中联部王部长那里居住，他非常仔细地听取郊区农村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当中农民的生产情况和生活情况。我把当时郊区县1958年丰产不丰收和我在“国庆节”期间，河北省家乡进行调查的情况和公共食堂吃不饱的实际情况如实地向王部长作了汇报。据听说王部长到通州参观了人民公社，听取了公社干部的汇报，还参观了人民公社兴办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养老院等。

　　1958年12月武昌举行的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王稼祥部长没有在大会上发言，而是他个人向刘少奇副主席口头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他认为“根据我国目前的经济水平，仍然必须坚持按劳取酬的原则，根本没有各取所需的条件，现在实行的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等制度是完全错误的，我国当前还不存在所说的共产主义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就提出取消商品生产，甚至取消货币流通也是　完全不现实的”。他不同意“土农业规划中的高指标，尤其是不同意没有科学根据的高指标。”公开发表、到处宣扬高指标，到时候完不成，必然有损于党和毛主席的威信。王部长还对当时流行的“共产风、浮夸风”，特别是片面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忽视以否认客观规律的做法和口号等，坦率地口头表达了他的不同意见。

　　王稼祥部长的不同意见很快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听了汇报后说：“两百名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方针，就是王稼祥一个人反对呀！索性为他开个会，叫他到会上再说自己的意见。”后来在郑州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和毛主席就大跃进中出现的若干问题，和1959年4月在上海举行的党的八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形成文件后，毛主席指示“在文件下发以前，先送给王稼祥看看，看他对此还有什么意见没有。”邓小平书记向毛主席说明：“王稼祥马上就要出国了，来不及看了。”毛主席说：“嗯，文件精神，稼祥同志知道就行了。”

　　在郑州和上海会议期间，王部长正在忙于出国的准备，没有时间看文件，当他听到毛主席指示，会议制止农村“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王部长高兴地说：“这下就好了，我就放心了。”

　　在当时的大跃进时期，不少人正是头脑发热的时候，王部长能够如此冷静地思考问题，并且敢于明确地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这是需要相当胆识的，是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正如王部长经常教导我们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自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特别是在大政方针问题上，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所以，在武昌举行的中央党的八届六中全会上，王部长敢于第一个对大跃进中的“共产风、浮夸风”提出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使我党能够及时制止了农村“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