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祝福语：　
　　杨荣同志今年已95岁高龄，因身体原因无法口述祝福语，现附上她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撰写的书法作品。
　　1924年，我出生在天津的一个封建家庭，年少的我亲眼目睹了封建家庭对女性的歧视，尤其是家中姑姑和婶母年轻守寡的凄惨生活，于是，努力读书、改变命运的独立意志开始在我稚嫩的心中萌芽。
　　1944年，我考上了沦陷区日本统治下的北京大学外文系。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但迎来的却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伪统治下的“伪学生”的甄别审查（简称“甄审运动”），像我这样艰难考上大学的学生，如果无法通过甄别审查，面临的就是退学的风险。出于对知识的热爱，出于对封建压迫的一贯反感，我积极投身到地下党组织的“反甄审”运动中。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反甄审”运动很快发动起来，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最终获得了胜利。“反甄审”运动成功后，部分学生可以选择转学其他学校，就这样，我顺利实现了我的“清华梦”，由此正式踏上了“争民主、求正义”的革命征途。
　　1946年11月，我参与组建了清华大学进步学生社团的“大家唱歌咏队”。“大家唱歌咏队”的前身是西南联大的“高声唱歌咏队”，这是一支经受过血与泪的洗礼，并为昆明“一二·一”反内战运动积极奔走的学生团体，原西南联大歌咏队骨干成员方堃任“大家唱歌咏队”的队长兼指挥。
　　1947年春，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下的北平爆发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示威游行。学生们不惧国民党政府的机枪威胁，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会决定在红楼大操场举行“民主操场命名典礼”。我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会主席，与方堃一起，组织“大家唱歌咏队”的队员高唱象征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歌曲－－《东方的暴君》，反抗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在共同的革命理想下，我与方堃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1948年的夏天，我和方堃被列入国民党反动政府大逮捕的黑名单。北京解放前夕，我们在党组织的引导下撤退到华北解放区，在党校学习政治理论知识。1948年9月10日，我与方堃在解放区正式结为夫妇。
　　当时结婚是需要申请的，解放区的同志们为我们办理了结婚手续，党组织还特意买来一块红布，用毛笔写上“结婚纪念”，参加婚礼的同志们纷纷签名留念。虽然这块红布的颜色早已不如当时鲜艳，但是它所承载的党组织和同志们的祝福是不会褪色的，其背后的革命理想与爱国热情是不会褪色的。这块红布至今仍被珍藏在我的家中。
　　1980年，在团中央的召集下，我和老伴儿与“大家唱歌咏队”的成员重聚一堂，共同组建了北京老同学合唱团，将革命的歌声传唱下去。
　　个人介绍：杨荣，女，96岁，离休干部，1947年9月入党，离休前为中国政法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