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农民这三农问题一直是党中央关注的重点。因此，农业、农村、农民的改革也是历史的必然。我曾在河北衡水地区工作了16年，1978年农村、农业改革时，我正在地委农村工作部工作，亲身经历和亲眼见证了这场历史性的改革，印象十分深刻。

　　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农村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劳动“大帮轰”、计酬“铆子工”、分配“一拉平”，农民干活出工不出力，只要出工就按男女记工分，那时一天的工分值一角二分钱，农民没有积极性。加之全区土地低洼盐碱，旱涝多灾，许多农民靠返销粮过日子。温饱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春风吹到了衡水，我们在全区农村推广了联产到组、联产到劳的责任制，使劳动力由大集中变为小集中，干活由“大帮轰”变为“小帮轰”，分配由“大锅饭”变为“中锅饭”，成效明显。当年落实粮、棉、油奖惩办法的生产队达到90％以上，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58元，比1978年翻了一番多。

　　1980年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的通知》下发后，广大农民自觉学习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做法，逐步从联产计酬责任制发展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大包干责任制，这个阶段是农村分田分地、分耕牛、分集体财产最火热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到1981年底，全区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生产队占70％以上。所谓“大包干”责任制，其核心内容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这种责任制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给了农民自由安排劳动的空间，所以出工更出力了。这两年，衡水农业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国家粮食的统购任务超额完成，农民的收入比1978年翻了两番。

　　1982年和1983年，地委让我们总结了丠县二甫大队试行专业分工、联产计酬责任制，武邑县韩庄乡32个生产队试行大包干责任制和饶阳县全国劳模耿长锁所在的五公大队粮田、果园、村办企业按农民技能分别承包的做法，并及时召开会议让上述单位介绍经验。同时责成地委办公室起草了《促进联产承包责任制向横宽、纵深发展的意见》印发各市县执行，从而更坚定了基层干部群众实行“大包干”责任制的信心。那两年，农民的积极性异常高涨，生产力潜能得到了迸发，农村经济出现了超常规发展，1983年底，全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达到304元，比1978年增长3.3倍。

　　在推行“大包干”责任制的过程中，由于时间紧、没有经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为此，地委从1984年到1990年对“大包干”责任制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我们在全区范围内调整零散地块，解决人地矛盾，完善果园、林地、乡镇企业承包权，逐步建立各种形式的服务组织，帮助困难户脱贫。我们还深入县乡村调研，1984年11月撰写的《关于衡水地区农村形势情况调查》，得到了地委的肯定；1985年我和张兰锁部长写的《衡水地区农民有十盼》分别在《人民日报》和《农民时报》发表；1989年与科委副主任吕国强下乡调研后撰写的《农村产业技术研究会的类型及发展趋势》在《农民时报》和《河北农村经济》杂志发表。这些文章对完善“大包干”责任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衡水地区自1985年起就着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198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进一步加快了各项建设，如农机系列化服务、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专业合作服务、果园技术服务等。到1990年底，全区农村各类服务组织已发展到3900多个。其中各种研究会、专业合作社发展到1000多个。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为农村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农村改革和“大包干”责任制的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衡水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粮、棉、油、果、菜连年丰收，丰富了北京的菜篮子、米袋子；全国自然保护区74平方公里的衡水湖是靠10万民工挖出来的，成为华北“第二明珠”；享誉中外的深州蜜桃、阜城鸭梨通过调整种植结构后，产量居河北第一；通过发展乡镇企业，集生产、科研、开发于一体的安平丝网为中国的航天卫生、航天飞船提供了重要的零部件；枣强大营皮毛销往北欧、俄罗斯；桃城区的鼻烟壶、侯店村的狼毫毛笔是北京琉璃厂的上品。农民的生活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人均年纯收入在万元左右，是改革开放前的130多倍，广大农民朋友真正过上了小康的好日子，发自内心地感谢改革开放的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