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韩晓耕于1914年生在门头沟区斋堂乡爨底下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高小毕业后一面务农，一面学裁缝。

　　1938年，在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春，经我党的地下工作者韩巨俞介绍(在斋堂)，父亲韩晓耕在村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就调入宛平县政府工作。1939年夏天又调入一区区公所(在清水)当民政助理，1940年调宛平三区任教育助理，1941年又调回一区任民政助理，1943年调到昌宛房联合县政府工作，1944年初调往昌宛房联合县新八区任区长，直到牺牲。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一)

　　“七七事变”后，日军很快占领了我的家乡门头沟、斋堂、清水、杜家庄一带，实行烧杀抢掠，环境十分恶劣。1940年日本又在燕家台、高铺一带建岗楼，实行三光政策。父亲刚参加革命就被派往敌占区宣传抗日，组织百姓转移，掩护八路军和地下工作者通过日冠封锁线。他每到一处都深入到百姓家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我党的政策，并利用自己会做针线活儿的特长，为群众缝补衣被等，受到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一次他到清水下乡，发现一户农民贫病交加，家无一粒食。他就和其他同志一起四处找粮食，后来很不容易找到一些玉米，送到这户家中，给他们做玉米粥喝才挽救了他的生命。

　　为了解救乡亲于危难之中，他不怕担风险。1939年春，八路军让燕家台村的干部李政体转送给我区政府一封鸡毛信。李将信给拆开看了。为此我八路军某部要枪毙他(误认为李是日伪探子)。正在此时，父亲赶到问清原因，为李政体做了保，八路军才放了他。此后李的母亲逢人便讲：是晓耕救了她儿子的命。李家庄青年农民赵勤顺去口外的途中，被八路军某部抓获。被怀疑他是汉奸，要用大石头砸死他。也遇上了父亲认识他、了解他，费了许多口舌才把他保了下来。

　　1940年秋驻在柏峪村岗楼里的日本鬼子搞大清乡，将川底下村的百余名老百姓都圈到了柏峪村，(其中有许多抗日军政人员的家属)鬼子汉奸们百般污辱、折磨乡亲们。在燕家台、上下清水工作的父亲得知情况，便立即组织游击队连夜潜入柏峪村附近，往岗楼里打枪，造成攻打岗楼之势，鬼子汉奸连忙撤回岗楼，就把受难的乡亲全部放了。　

(二)

　　别看父亲身材矮小瘦弱，像个白面书生，可他外柔内刚，在对敌斗争中十分英勇机智。在宛平八区，日本鬼子三天一清乡，两天一扫荡。斋堂、柏峪、燕家台、清水等村都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之下，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处在弱势的八路军只能白天藏到山上，夜里入村骚扰敌人。一次父亲在白天到李家庄工作，被敌人发现，便尾随跟踪。父亲机智地甩掉了敌人，溜进了一户叫赵勤顺的农民家里。当时赵的妻子和孩子都在家，父亲进门连忙说明情况和对付敌人的办法，就立刻坐到赵家的炕头上，带上假发，穿上赵妻的大襟褂子，接过赵妻手中的针线活儿就做起来。几个日本鬼子进了院一边喊着捉八猴子，一边在院子里乱搜，然后进了屋发现炕上坐的人便盘问：“她是谁？”赵妻不慌不忙对答如流：“我姐姐，给我做棉衣来了。”日本鬼子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疑点才走出去。

　　还有一次，父亲从李家庄到燕家台去开会，路遇一队日本鬼子从清水去燕家台，正路过李家庄。父亲抱着棉花袋子，在鬼子的后面跟，直到了解了鬼子的准确去向，他才走开。当地一位大娘见到此情况替他捏了把汗，说：“晓耕呀！你的胆子可太大啦！这么做太危险啦！”父亲说：“打鬼子怕死不行，干革命就不怕死。有你们保护我们，在敌人眼珠底下活动也不怕。”

　　敌人恨死了父亲，他们派人四处抓他，抓不到，就让汉奸、特务抓家属。一次奶奶和大娘刚刚被转移到燕家台准备进山避难，不幸被一个汉奸发现。他把四、五个鬼子带进大娘家，对大娘进行审讯。问大娘的男人、小叔子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干什么去了。大娘回答的全是假话，遭到鬼子汉奸的一顿毒打，并警告她，明天不交出大伯韩晓智和小叔子韩晓耕，就把她喂洋狗。组织获悉此情后，连夜把奶奶、大娘接进了山里。

(三)

　　我四岁时死了亲生母亲，父亲东奔西跑搞革命，生活无依靠。经宛平县政府(在马兰)批准，让我跟随父亲住在机关。他下乡时我就由他的同事看守所长于振铎照看。后来县政府转移了，我被送到于振铎的老家，由他的母亲照看。他母亲去世后，我又多次轮落到附近几个山村，认识父亲的老乡家寄养，8岁时才被父亲领回，交给躲在山沟的爷爷、奶奶照看。

　　由于环境恶劣，父亲很少与家人团聚。1943年早春，父亲与继母彭桂芳回家住了三天，父亲一进家门就拆洗自己的棉被，边拆边洗边烤，晚上就做好了，又帮助家里人做了些针线活。他还手把手地教我怎么缝扣子。临走时，他对爷爷奶奶说：“日本鬼子的统治不会太长，我们很快就解放了。我们在外打鬼子说不定哪会儿牺牲了。我把孩子就托付给您们了，将来有机会叫她念书为革命做些事。”回过头来又亲切地嘱咐我：“要听爷爷奶奶的话，多锻炼自己。”他叹了口气，摸着我的头说：“苦命的孩子，爸妈不能照顾你，你就自己长点志气吧！”我当时刚刚懂点事。没想到这是他与家人最后的一次团聚。

　　父亲为人民为抗日胜利时刻准备着牺牲自己，誓死不当俘虏，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誓言。1944年4月，原房涞涿七区划入昌宛房为新8区(范围是房山的黄山店、圣水峪、长沟、坨里、房山城关一带)，全部为敌占区，县委派父亲去任8区区长兼武工队队长。该区没有固定的根据地，只有几个人，几条枪，他们整天在敌人占领的地盘上出生入死与敌人周旋拼杀。这个地区不到一年内曾牺牲了4个区长。

　　这年7月，大地一派生机，县委指示父亲到敌占区去征收小麦，并派一个排的兵力配合。一天晚上父亲和县委特派员张国久，连夜从孤山口绕过敌人的封锁线，来到韩村河村天就亮了，他让部队赶回山里。他们在村外的庄稼地里等到太阳落山了，才进村找韩村河村的联保主任，向其说明了来意。又连夜赶到五侯村召集岳各庄、尤家坟等村的伪保长开会，宣传革命道理、讲国内外大好形势、分配征购任务。散会后由五侯村保长派人把他俩人送到龙门口村保长李景全的家里，(他们认为这个保长可靠)。

　　这时天已亮了，不能活动，只好呆在那里，由于天气炎热，他们又很累，父亲和张国久只好到院子后面一片树林里休息。二人正在靠着树迷糊时，李保长来到他们跟前，说：“天开来人了(天开村是伪军和日本鬼子的据点)”这时30多个敌人已经把父亲和张国久给包围了，拿枪对准了他们，父亲见情况紧急，立刻让张国久撤。张国久绕到树林后逃走了。他只身与敌人搏斗，父亲躲在树后边打枪边扔手榴弹还击。终因寡不敌众，被敌人用机枪打中了，身上多处中弹，躺在了血泊中。牺牲时年仅30岁。

　　1944年深冬，由县政府派人从敌占区龙门口将父亲早已腐烂了尸体裹上白布，在根据地展转三天送到我的老家川底下村，由县政府召开追悼大会之后，将父亲安葬在我家的坟地里。

　　父亲离开我们至今已有67年了，我们一直深深地怀念他，他的革命精神，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